升级版西部大开发如何发力创新？龙海波：建议加大对西部地区创业投资子基金的政策倾斜

在升级版的文件中，提升创新发展能力被放到了“打好三大攻坚战”之后，《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创新开放合作，打造区域创新高地。打造东西部协同创新共同体将会产生什么效应？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政策安排如何落地？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资金的带动作用？围绕以上问题，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龙海波。

证券时报记者：十年前，您曾出版了《西部大开发政策绩效评估与调整策略研究》一书。结合当时研究和近年来开展的实际调研，西部地区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

龙海波：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2010年，我参与了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委托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绩效评估课题研究，最终形成《西部大开发政策绩效评估与调整策略研究》一书。这几年，我在西部调研感触最深的是，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大为改善，工业化信息化步伐加快，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西部地区已经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从统计公布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2009年至2019年间的明显变化。比如，从经济规模看，西部地区GDP从6.69万亿增长到20.52万亿，增长了三倍，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从基础设施看，“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全线贯通，国家高速公路网西部地区路段基本建成。铁路营业里程从3.3万公里增加到5.6万公里，高速公路运营里程从1.9万公里增加到5.8万公里。从居民生活看，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4万元增加到3.5万元。

证券时报记者：此次《指导意见》在2020年目标设定方面，仅保留了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等这些“软环境”目标。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龙海波：如果说过去20年西部大开发是注重“硬环境”，那么今后的重点要转向“软环境”。这次疫情显现出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还比较脆弱，许多困难并不完全是由疫情造成的，也与营商环境改善不到位有关，需要不断完善支撑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环境。

《指导意见》被认为是西部大开发3.0版本，明确了西部大开发下一阶段的重点是“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这三个关键词。与2010年出台的支持文件相比，其发展思路确实有所调整，逐步从加大外部“输血”向强化自身“造血”转变，这也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近年来，东西部工业化水平差距逐渐缩小。根据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实证数据显示，西部工业化指数在2017年已经与东部趋于一致。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自身特色优势逐渐显现。在此背景下，《指导意见》更加突出创新驱动发展作用，将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位置，这也充分表明强化自身造血的关键之举在创新。

证券时报记者：《指导意见》对于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的定位被认为是一大亮点。其中，对于创新发展，文件也有一些新提法。这些政策安排将对区域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龙海波：我也注意到了这些新提法。比如，支持西部地区在特色优势领域优先布局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加快在西部具备条件的地区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等。文件还提到，进一步深化东西部科技创新合作，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

可以说，《指导意见》为西部地区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即通过开放合作、要素投入、协同创新、成果转化等方式，真正把创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将对区域创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逐步形成“东西双向互动、多板块互为支撑”的新格局。

证券时报记者：西部的特色优势领域如何发挥？

龙海波：西部的特色优势领域的涵义较广，需要从不同维度去把握。从优势产业看，《指导意见》在“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部分有所提及，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以及“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旅游”等新业态。此外，先进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也有较大发展空间。

从优势区位看，在“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部分也指明了重点方向，需要在这些地方结合特色优势产业布局国家级创新平台，同时更好促进开放创新合作，进一步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需要强调的是，除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重点城市群的枢纽带动作用外，其他次区域城市也要在基础设施互联、创新要素流动和特色产业融合等方面积极主动作为，使之真正成为协同开放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理解《指导意见》在资本支持方面的政策安排？

龙海波：从现状来看，西部地区的融资规模在全国占比仍然较低。截至5月26日，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超过500家，自上市以来累计融资总额占全国上市公司融资总额不到12%。其中，西部地区在科创板上市的目前仅有4家公司。因此，《指导意见》强调支持西部地区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既是市场化发展的需要，也有助于吸收民间资本流入西部，未来还有较大潜力可挖，但必须打破要素壁垒，切实降低融资成本。

资本要素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放在了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部分，是《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在西部地区的具体落实。

证券时报记者：吸引更多民间资本流入西部还有哪些困难？

龙海波：《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各类企业在西部地区设立科技创新公司。支持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在西部地区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体制，包括加大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培育等，更加突出风险投资引导作用，这恰好也是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一直以来的薄弱环节。

下一步，关键在于切实落实好这些政策要求。比如，西部地区设立的创业投资子基金设立的规模、范围能否有所突破。

虽然科创板后备企业主要集中在人才集聚和创新能力强的经济发达地区，但西部地区部分企业是依托原来“三线”建设的科研院所发展起来的，也都处于5G、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风口。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支持下，这些领域的发展潜力巨大。

证券时报记者：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政策内涵发生什么新变化？

龙海波：西部大开发20年来，国家对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空前，成为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头架“马车”，而如今基础设施的内涵更加丰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两新一重”建设，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传统的“铁公机”、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充分体现了以民生为导向、支持扩大内需的重大战略举措。

前段时间“新基建”投资很火，各地纷纷出台新基建投资计划，不考虑地方财力的盲目投资倾向有所抬头。其实，对于不同项目需要根据各自特点选择合适的投融资模式，找准长短期结合的投资盈利点，以及项目投资产生的溢出效应。

具体来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布局未来新兴产业的超前投资，面临许多新业态和应用场景的不确定性，应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尤其是头部企业的引领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包括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等在内的亟需投资，应有效发挥PPP项目的示范作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和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政府投资要在其中更好发挥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