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券业“成绩单”揭晓，营收规模前十名名单中，深圳仅招商证券1家上榜，上海以4席超越深圳、北京雄踞榜首。北上深券业竞争力再现新格局，深圳券商第一梯队濒临大溃败。
回顾券业发展历程，深圳券商从诞生起就迎来高光时刻。1987年，新中国首家券商——深圳特区证券在深圳诞生；20年前南方券商势力强盛、雄踞一方；10年前，经纪与投行业务位居全国榜首；如今深圳本土券商江河日下直至掉队，30多年变化令人唏嘘不已，敢闯敢干的形象已然一去不复返。
究竟是从业者失去乘风破浪的热血，还是背后资本错失行业发展良机。在国家再三大力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能否把握国家战略意图，将券商作为战略资源加以珍惜和重视，这已然事关深圳券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深圳特区诞生后发展为“券商一哥”的南方证券，当年恐怕无论如何都想不到25年后成为一家异地券商的全资子公司（中金财富）：业务被肢解、牌照被出售、人员被分流。
创立之初就位于国内证券行业金字塔尖，南方证券是少数几家注册资本高达10亿规模的券商，各项主要业务指标多年位居业内第一。然而“传说”最终还是从深圳手上流走。
在特区热土留下“传奇故事”的还有民营券商——大鹏证券，公司一度创造大鹏效应，营业部成交量6周内从第350名冲到深市第1名。
此外，还有经纪、投行、研究、资管业务四大业务齐头并进的联合证券，以及有“小中金”之称的汉唐证券，然后这些公司在特区昙花一现后，最后都被区外资本收入了囊中。
深圳券商当年锐不可当的气概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创造出难以企及的发展速度。长城证券总裁李翔回忆表示，当年深圳券商数量在全国占比非常高，同时经纪业务市场份额、托管资产、经营业绩、投行项目情况等远远好于上海券商。
所向披靡的局面在十年前仍有延续。根据深圳证监局统计，深圳券商2010年经纪业务市场份额多年来稳居全国第一；投行业务增长迅速，股票主承销家数前5名均为深圳公司。此外，深圳券商家数、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指标名列全国第一（注：上述统计均含中信证券）。
与10年前甚至20年前叱咤风云的成绩，形成鲜明对比，如今的深圳券业，已被京沪地区券商甩得越来越远，自身业务发展也日益乏善可陈。
根据Wind对各券商2019年业绩统计，具有上海国资背景的东方证券营业收入排名第7，连续两年挤入前十。作为深圳国资券商的代表——国信证券营收规模排第11，连续两年掉出第一梯队，令人唏嘘。
中型券商队伍中，平安证券及安信证券发展稳定，营收规模近5年来保持在15名左右，但缺少同类券商东方证券的爆发力；长城证券表现连续下跌，营业收入近年来已跌至30-35名区间。
不仅综合实力落后，深圳券商在多个单项业务上也逐渐失去话语权。曾因“银证通”做强经纪业务的国信证券，股基交易额2005-2011年一直排名前5，但近五年已经掉至第8-9位。
投行方面，在创业板刺激下，国信证券、平安证券、广发证券曾在IPO市场三足鼎立，并催生了华南五虎。但2018年起格局生变，北京地区券商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成为“新三大天王”。
对于近年来北上深券商发展分化的表现，深圳证券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鹏分析指出，深圳券商长期以轻资产业务为主要盈利来源，对专业化要求相对较低，且表现为市场空白期发展迅猛，市场饱和期后劲不足。当证券行业处在从“通道类中介”转型到“专业型投行”的阶段，创新型业务将为券商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专业型人才不足是券商发展创新型业务的发展桎梏。目前，北京、上海券商在拓展FICC业务、衍生品业务等创新型业务方面，远远走在深圳券商之前。
万事俱备，只欠净资本。“我们要发展，我们的资本金不够，我们可以再上一个台阶”、“如果给我200亿资本金，我就能把交易型投行做起来”、“现在就是没有钱”。谈及发展规划，中山证券董事长林炳成一方面胸有成竹，另一方面因被净资本掣肘颇有不甘。
限制券商业务规模的直接原因是净资本的不足。证券业在经历创新发展“黄金时代”后，迎来以净资本为核心的券商监管时代。
2016年《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出台，确立由风险覆盖率、资本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及净稳定资金率四大指标组成的新证券业监管参数体系。
Wind数据显示，深圳本土券商资本金显著落后其他一线城市券商。2019年招商证券净资本共487亿，已是深圳当地净资本规模最高的券商，但在行业仅排名第9。国信证券掉出前十，净资本才400亿。
相比来看，京沪地区大型券商资本金至少500亿以上。剔除最高值（中信证券），北京地区券商代表如银河证券、中信建投，分别有690亿、540亿净资本；上海地区大型券商如国泰君安860亿、海通证券729亿。
三地券商净资本实力差距显而易见，这直接决定了券商之间的竞争力。李鹏表示，深圳券商资本规模不足，业务转型缓慢。
在林炳城看来，深圳本土券商的股东，尤其是国有资本，并没有抓住机会及时给券商补充资本金。“我相信京沪两地国有资本对券商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深圳，尤其是在券商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国有资本发挥了很大作用。”
公开资料显示，深圳本土的中大型券商近期开始发力“补血”，大股东均参与定增的认购。国信证券即将发行150亿定增，其中深投控认购33.53%。第一创业刚过会的60亿定增中，首都集团为发行对象之一。
股东的支持除了体现在净资本补充上，还包括战略定位、资源倾斜。
根据券商中国记者梳理，有近1/3深圳本土券商为央企背景，比如招商证券、长城证券、安信证券、英大证券和五矿证券等就属于此类。
林炳城指出，在央企版图下，券商可能仅被当成一个支持部门，服务集团其他产业体系，所以管理团队决策易受大股东影响，在这个背景下，央企背景的券商难以有竞争力和创造力。
深圳一家央企背景券商人士就向记者坦承，集团将该公司视作现金奶牛。大股东对公司上缴利润有指标，公司不能决定能所挣利润能有多少布局业务。
即使是民营金融集团，也未必重视券商板块，平安集团对平安证券的定位就是鲜活案例。平安证券作为平安集团传统金融业务的其中一个板块，主要听命集团战略安排，与其他板块形成有效配合。
股东视野总是有限，券业发展需要更有力的政府支持。“国家一直说要发展直接融资，但证券行业规模太小，地方政府不了解它对庞大实体经济的直接影响力和穿透力。我们怎么办？协会只能做协会的事，把五百多家证券分支机构会员，大约五六千人，召开举办首届运动会，请市长来看看深圳资本市场队伍实力。”深圳证券业协会李鹏感到心急如焚。
业内人士指出，在深圳证券业发展历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在关键时刻“缺席”。
前述提及的2019年券商营收排名中，上海国资背景的三家券商（国泰君安、海通证券、东方证券）整整齐齐在第一梯队，代表着上海券业发展整体向好，有市场人士解读这与当地政府多年支持密不可分。
2000年初爆发的证券业危机，上海本地券商因熊市巨亏，其中申银万国以28亿亏损额位居榜首。上海市政府摸底排查后决定出手扶持，首先降低券商融资成本，比如帮助推进增资扩股和发债计划，鼓励券商股东给予长期借款；第二减少企业成本负担，如适当减免税收；第三支持券商大力发展业务，如鼓励申报创新业务。
同时期的深圳，一家家券商却在倒下。南方证券与大鹏证券破产清算；汉唐证券被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大鹏证券经纪业务及31家营业部被长江证券有偿接收，投行业务被国信证券整体收购。
原国信证券总裁胡继之表示，上海市政府关键资源的给出能力特别大，在关键阶段群聚资源支持券商。胡继之回忆，2003-2005年行业危机，上海动用政府资源救券商，“深圳的券商主要靠自救，但很多券商还是没了。”
在综合治理后，深圳本土券商继续流失。2006年，彼时还是区域券商的华泰证券入主联合证券，被行业称“蛇吞象”。10年后，前身为南方证券的中投证券，被中金公司吸收。
即使是今天，上海国资依然还在继续扩张自身的证券版图。今年3月，民生证券增资扩股，上海国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与此同时，民生证券计划将注册地由北京东城区迁至上海浦东新区。
中山证券林炳城认为，对于证券业，政府采取的措施应有别于其他行业。“金融行业一定需要政府有所作为，要充分认识到券商这种机构背后的战略意义，特别是现阶段，在行业底部时政府最好能介入。”
“京沪地区国有背景券商的国资股东非常尊重市场，尊重证券行业发展规律，还给资金支持，所以券商独立经营性非常好，公司治理稳定，这对于券商持续发展而言很重要。”在林炳城看来，深圳政府要是能早点认识到这一点，在保持和发挥现有的“小政府、大市场”特点下，深圳券业一定能发展的更好。
申港证券投资银行资本市场部总经理邓舟表示，在新一轮券业并购整合趋势下，深圳本土券商仍然有机会，但这需要国资股东及经营团队的支持。“他们实际上有实力并购其他券商，这是能快速做大规模的有效手段。”
除了政府在券商关键阶段给予“强心剂”外，一系列金融扶持政策也需要进一步落实。
据了解，2017年深圳市曾出台扶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其中加大力度吸引金融企业总部落户；鼓励通过增资扩股、并购重组做优做强。2018年发布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金融人才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高层次人才和新引进人才可享受人才安居、子女入学和落户、人才退税等扶持政策待遇。
有业内人士呼吁政策应更为具体以及更有针对性。长城证券李翔表示，深圳既是科技创新中心，也是金融中心，但政府对金融业支持力度不够，没有具体的政策落实支持机构做大做强。
事实上，深圳在发展证券业上不是没有先天基因。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一批批证券领域开拓者曾在深圳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奇迹。
八十年代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激发出深圳股票投资热潮，培育资本市场的客观要求迫在眉睫。深圳特区开局时国家已经明确“只给政策不给钱”，在此背景下，深圳资本市场的诞生本身就一路褴褛。
深发展、深万科等“老五股”出现后，特区研究和推动证券市场的构建、培育和发展。1987年9月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宣告成立，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证券公司。“老五股”在特区证券柜台挂牌，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启动。1988年11月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成立，两年后深交所正式开业。
深圳市原副市长张鸿义曾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内地第一个证券市场能够在深圳破土而出，归功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大气候，要感恩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热土的培育。
眼下，随着时代发展，“科技”已成为深圳另一重要标签，深圳正打造全球知名的金融科技创新之城。但细究“金融”构成，银行保险在体量上仍占据重要位置；创投机构与小额贷款公司规模虽小但颇有活力，不计其数；证券业如今无论是体量还是数量，地位尴尬，影响力小，极易被忽视。
地位越弱势，越难发挥影响力，造成恶性循环。而资本与人才是证券业发展的两大核心，如何完善证券发展环境，营造创新文化氛围，是深圳重塑证券业中心迫在眉睫的问题。
从券商在一线城市布局分支机构来看，异地券商在深圳设立业务总部、子/分公司偏少。
根据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统计，上海是券商设立子/分公司的主要选择地。比如国金证券在上海设立5家分公司，分别涉及自营、承销保荐、资管、投资咨询、互联网证券；湘财证券、华福证券及深圳本土券商华鑫证券将自营分公司设在上海；资管子/分公司更多，如山西证券、东海证券、中泰证券、红塔证券、长江证券。北京地区主要吸引投行子公司设立，比如第一创业、方正证券、国金证券、湘财证券。
前国元证券董事长蔡咏表示，证券公司要想发展，资金、人才、信息交换很重要，而这些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京。蔡咏回忆，该公司当年投行和研究所成立之初设在上海的原因就是为了人才。
深圳金融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肖志家向记者深入分析了北上深金融环境的优势，展示三地证券行业和市场机构的特长，主要受当地经济规模和结构、营商和法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肖志家谈到，上海优势在于金融市场完备性和开放水平，拥有证券、货币、金融衍生品等全套交易场所和市场，是中国最大的证券、保险、期货、外汇和黄金交易市场。此外，外资金融机构实力较强、金融国际知名度较高等比较优势。这些业务为海通证券、国泰君安、申万宏源等证券机构开发多样化的产品体系、开拓国际化业务打下好的基础。
北京集中了金融监管机构、四大行为首的金融机构总部，及大型央企总部，政策优势、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明显。同时，北京高校、科技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动活跃，为IPO、债券发行交易提供大量储备资源，支持了中金、中信、中信建投等机构发展。
对于深圳，肖志家认为优势在于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强大民营经济基础，间接支持了国信证券等机构成长壮大。深交所的存在也为深圳证券业发展带来巨大优势。此外，深圳毗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深港通、前海自贸区等互联互通政策对证券业开展跨境业务带来便利。
文化也对不同地区的券商风格及业务打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深圳证券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鹏表示，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口岸城市之一，晚清民国时期就逐步建立了发达的金融商业市场，有浓厚的契约信用商业文化，奠定了海派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基础，在这文化熏陶下，上海大型券商积极参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牢牢把握了位于上海的地理优势，尊重多元化，重视国际业务。
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券商在市场化程度高的业务领域中会有更优异的竞争表现。此外，深圳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对中小企业的需求信息的反应较快，这也决定了深圳证券公司服务当地中小企业的定位。
肖志家和李鹏的分析，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撑。在券商中国记者对北上深三地证券从业人员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47%证券从业人员认为券商应将互联网金融业务总部设在深圳；各有43%认为投行总部和资管总部适合落户深圳。
但肖志家也提到，深圳的金融发展环境存在多方面弱势。作为金融中心，持牌机构数量少于北京和上海；金融市场平台只有深交所。国际化程度不够，外资机构体量很小，还面临水土不服问题。另外，深圳生活成本高，空间狭小，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缺乏。
长城证券李翔认为，从金融中心的品牌和影响力来看，深圳市政府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典型的就是可以以特区的名义设立有影响力的高端金融论坛。在金融集聚方面，李翔就认为，金融基础并不发达的杭州，政府在牵头推动设立基金小镇也比较成功。“深圳作为金融与科技结合的城市，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入不及江浙地区的高，金融创新不足。”
深圳正迎来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前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区”建设和定位，再次将深圳推升到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潮头，无论散去建设中的任何一区，深圳证券业当下的发展规模和实力，与国家对深圳的定位都太不相匹配。
一个细节就可略见一斑。深圳证券业协会目前在国信证券大厦办公，只有半层楼，空间局促狭小，天花板低矮，装修老式，采访时一盏日光灯忽明忽暗，办公场所与国家定位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完全不能匹配，倒让人有种时光倒流回了80年代的错觉。
采访中，多位券商高管也介绍，国内金融市场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地方政府对扩大直接融资的理解并不透彻，这也导致运用直接融资的手段较少，对券商这种机构潜在的资源禀赋和潜力重视和利用不够。
李鹏介绍，地方干部寻求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时，基本都是以银行间接融资方案为主。“银行威风八面坐在对面，开口就是给出几百亿的资金；证券公司有的只能给十万，最多的也就几百万。这给地方干部直接印象，就是券商微不足道。导致最终出来的方案基本都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券商直接融资几乎没有。”
李鹏认为，为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前期粗放式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方式转型。而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形成，需要一个由直接融资主导的、对创新风险容忍度更高的金融市场的支持。“这就需要充分发挥证券公司投行的专业性。证券业需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服务质量，以更有针对性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新科技企业提供适合的金融服务。”
这对机构个体而言是重大发展机遇，现代投行有望从深圳诞生。
中山证券林炳城也认为，未来券商应拥有解决金融市场直接融资中出现的疑难杂症的能力，这是一项不同于IPO的非标准化业务，体现的是券商创新能力。
“深圳更适合率先诞生现代投行。深圳有创新精神，如何将创新在金融市场里实现，现在已经有苗头了。”林炳城表示，只有提高金融创新氛围，深圳未来才能吸引更年轻的一代、优秀的人才加入金融行业。
“另一方面，深圳应加快建设国际化金融创新中心，提高国际知名度，加强跨地区国际金融活动和业务。”李鹏介绍，去年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现场证券业代表中多为内资券商，国际代表很少，仅有两家合资券商。他的感触是，尽管深圳毗邻香港，但街上放眼可见的外国人太少，城市文化未有国际文化氛围。
李鹏表示，在“三区”建设中，深圳的金融和证券业还需要在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支持下，进一步探索如何在国际国内金融市场制度、跨境资本管制方面实现新的突破，推动内外金融市场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实现更有效的互联互通。
肖志家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深圳证券业发展中确实面临一些现实问题，“我们会酝酿就如何做大做强做优深圳证券机构开个座谈会，让大家集思广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