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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被誉为“全球金融期货之父”的利奥·梅拉梅德（Leo Melamed）走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大师对话”活动现场，与北大学子面对面。
一头纹丝不乱的白发、精致的铁灰色西装，出现在北大学子眼前的梅拉梅德，一派和蔼可亲的长者风范。
贵为“全球金融期货之父”，但梅拉梅德却是“逃向期货”。之所以这样说，不仅仅是借用他的自传《利奥·梅拉梅德：逃向期货》（Escape to Futures）之名，更是因为他童年传奇的逃亡生涯以及与期货业神奇的缘分。
1939年，梅拉梅德7岁，纳粹入侵波兰，“全家人都被抓了，因为我们都是犹太人”。后来，一家三口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逃亡，先到立陶宛，又辗转海参崴（即俄罗斯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来逃到日本，最后才到了美国。
梅拉梅德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他的父亲。逃亡过程中，父亲仍不忘对儿子的教育：“我记得我们第一站逃亡的时候，父亲拿出波兰的硬币和立陶宛的硬币问我多少钱，我说这两个价格应该差不多。结果父亲牵着我走进一家面包店，跟老板要了一个面包。老板说，一元立陶宛币，我爸爸说好，把波兰的一元硬币拿给他。结果老板说一块钱的立陶宛币，应该要用两块的波兰币来换。爸爸给我上的这一课我印象非常深刻。到了我36岁时，我突然想到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个货币的期货市场，就是因为我们要让人们知道每一块钱的货币最终在市场上交易的时候值多少钱。”
逃到美国的梅拉梅德最终落户芝加哥。1952年，还在读法律系的他结婚了，尽管父母负担了部分学费，但经济压力仍使他迫切需要到律师事务所里找个工作。
当他在报纸上发现美林公司招聘“跑单员”时，美林那长长的名字（美林全称为梅里尔·林奇·皮尔斯菲纳和比恩公司）使他误以为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律师事务所在招到法院跑腿递材料的帮手。第二天，他按报上的地址前去应聘，却疑惑地发现自己来到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所谓“跑单员”压根和法院没关系，而是要在接单电话和场内经纪人之间传递买卖指令。
尽管从来没接触过这个行当，梅拉梅德却马上被交易所里人声鼎沸的情景俘虏了。“交易员声嘶力竭地叫喊，他们身体和双手的动作带有一种生命的力量，既神奇，又激动人心，虽然我不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却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梅拉梅德的期货生涯从此开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第一家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所，成立于1848年，简称CME，专门交易鸡蛋与洋葱期货合约。
1954年，读大四的梅拉梅德找父亲借了3000美元买下CME一个席位，成为交易所会员参与交易。就这样，他上午交易鸡蛋和洋葱，下午学习税法和遗嘱法，居然双双取得佳绩——学习成绩是A，交易池里的收入也很快达到12000美元，足以支付学费和一家的生活费了。
毕业后，梅拉梅德与人合伙开了个法律事务所，一边做律师一边做期货。当时，交易所的领导权实际被理事会的一小撮会员控制，各种操纵市场的行为屡见不鲜，但普通会员根本没有发言权。梅拉梅德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的号召下，会员大会的法定人数被从300名降低到100名，理事会再也无法利用规则漏洞让会员大会名存实亡。梅拉梅德一夜成名，成了交易所新生势力的代表。
1965年，梅拉梅德最终无法抗拒做一个全职交易者的诱惑，结束风生水起的律师生涯，彻底地“逃”向期货。为此，父亲足足一年不肯和他说话。
在次年1月的理事会选举中，梅拉梅德以高票入选CME理事会并担任理事会秘书，成为第一个不是当权者亲戚或关系户的新型理事。到1969年，他以近90%的得票率当选CME第23任理事长。
新官上任头一年，梅拉梅德不可思议地完成了改革规则、整顿操纵市场行为、机构重组、扩建交易大厅、产品多样化等众多任务，这让交易所业务量暴增，不得不扩建新楼。
梅拉梅德并没满足于这些成绩。他注意到，1967年的英镑贬值，标志着以固定汇率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出现裂痕。直觉告诉他，凡是固定汇率转为浮动，其中蕴藏的风险就必定需要一个消化场所，因此一旦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金融界应该可以比农业界更好地利用期货市场。他从中嗅到了建立一个面对所有投资者（包括大的和小的投资者）的货币市场的契机——这也正是逃亡时，父亲通过两枚硬币告诉他的道理——而CME则可以为这样一个市场提供设施、通信、公共参与者和专有技术。
1971年8月，由于巨大的赤字压力等多方面原因，过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维系不住了。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不再遵守其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未来美元的价格将更多地取决于其他世界主要货币的相对价值。随后，主要工业国家又做出了一个决定，将此前允许货币上下波动2%的幅度提高到4.5%。
梅拉梅德登场的时候到了。1971年12月20日，他正式向世界宣布了他们将建立外汇期货市场的计划。1972年5月，梅拉梅德为理事长的国际货币市场（IMM）正式营业，其革命性的外币合约彻底背离了传统的农产品，同时也改变了全球市场风险管理的方式。
由于IMM超乎想象的成功，CME从一个交易农产品的平庸交易所，逐步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金融期货交易中心。梅拉梅德因此被赞誉为“金融期货之父”。
梅拉梅德创新的脚步并未因此停止，在他的带领下，CME先后推出了包括国债期货、欧洲美元期货等新的衍生产品，并于1982年推出标准普尔500股指期货合约。
如今，梅拉梅德仍担任CME名誉董事长，同时也是梅拉梅德公司董事长。1992年，他成为全球电子交易创始董事长，并为全球众多交易所市场及多国金融监管当局提供顾问。
逃亡经历告诉我敢于冒险才有可能成功——梅拉梅德
Q:您一手创建了标普500，以及欧洲美元的这个市场，您这些金融创新的概念点子都是从哪里来的？
A:当然，首先要了解你的主业。大家可能都熟悉自己手边的产品，都可以把自己手边的产品变为期货。
比如医药公司总会不断发明出新药让我们更健康。但医药的发明成本是非常高的，20个产品当中可能只有一个会成功，意味着其他19个投入的钱都付诸东流，损失甚至高达数十亿美元。那么，对他们来说，这种研发成本高昂的问题是不是能够通过金融商品或者期货来对冲？如果能，我相信他们是喜闻乐见的，所以如果你们能够找到一个产品，能够帮助制药企业减小这19个失败产品的损失，那就了不起了。
以前也有人问，能不能有一个天气期货？那时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现在的确做出了天气期货，因为对从事农业的人来说，他就是看天吃饭的。虽然这个市场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个市场了。
所以，哪里找金融创新的点子？你只要四处看一看，这就是阿里巴巴为什么能够做大，这就是谷歌为什么能够做大。
Q:您觉得当年逃亡的经历，对您后来有着怎样的影响？
A:我当时只有六七岁，其实对死亡一无所知，但我的父母其实是内心充满了恐惧，但他们仍然愿意承担逃亡的风险。这让我至少认识到，不管你在任何地方，比如商业环境中，都必须要敢于冒险，才能够有所收获。很多企业进入的领域其实都是有风险的，创新也是有风险的。对于制药企业来说，你要尝试20个不同的新药研发才会有一个成功。所以，尝试创新而失败是不可耻的，放弃才是最不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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