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军：凭什么期货交易所就不能搞现货的基础设施呢？

施建军：打80分，首先我觉得从差距来讲，我们还没有对外开放，对外开放还是走出第一步。中国在国际化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朱总走出了一步，但是总的和中国的货物贸易来说，我们这个的对外开放的速度是远远落后的。

第二，商品期货在全球来看，差距不大，但是从金融来看，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发展等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差距不是一天两天，但是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整个开放的政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我在想我们的差距，无论从监管、交易所、期货公司，还是投资者，我们有很多的优势，这20多年确实有很多的优势，但是总的来看，在体制机制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现在好多年轻人不是说你想干，是不让你干，在体制机制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当然这个差距也是相对的，不是说绝对的，从期货公司这个角度，FCM这个角度，现在全球来看，纯FCM来讲，中国经济真是排第一的，美国的纯FCM来讲，它的整个实力单个来比不一定比的过中国。打80分，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为这个市场做了一点事情，应该说这20多年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所以我打80分。

施建军：原油总体来讲，交易量还不错，因为以前没有推出来的时候，我就讲原油期货在中国流动性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迪拜也去过，当时储总也去过，去了迪拜、伦敦，看到很多国际上大的油公司。当然，原油这个东西国内市场还是没有开放的，相对来说它的品种要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货市场本身在国内还有市场化，我们现在期货市场是市场化了，倒逼了你现货市场要市场化，所以说品种的成熟、法人客户的参与、主体的多样化、价格更加的理性或者说你这个价格效率更高，这可能有很长的路要走。像我们期货品种当中有很多品种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原油期货从推出到最后的完善，我认为没有十年肯定下不来，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施建军：这个可能和整个发展阶段有关系，你说金融监控也是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前两年全国金融风险，出了问题以后就收紧，过三五年可能又得放开了，所以这个度可能很难把握，监管和创新之间的尺度还是难以把握。刚才讲到中国贸易战的问题，我推荐大家看《历史的惯性》，他讲的什么意思？是中国相对地位的崛起和美国相对地位的衰落，在这里面无论是军事、文化、政治等等方面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对金融领域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讲国际，你想想我们是89年毕业的，那时候西方国家制裁多少年，那现在的环境下不确定性增加，有些行业可能是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行业，中国的技术要强大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反过来讲，我觉得我们国内生产力的解放，国内市场潜力的挖掘，我觉得这里面潜力还是很大的。

像朱总为什么能够去新加坡办交易所，因为新加坡的制度和这里就不一样，金融机构现在可以开放老外进来，中国一个自然人你看看去办一个交易所，他批都不批给你。但是在香港、在新加坡就可以，当然也要符合它的规则，也要股东审核。在中国这方面的生产力解放，大了去了。再比方说期货市场的发展，期货市场这个东西，西方引进来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和现货之间的界限太清楚，你是期货，它是现货，凭什么搞期货的交易所就不能搞现货的基础设施呢？如果这个能搞的话，中国的市场大了去了。你想中国每年交易所的利润几百亿，股票市场有个证券金融公司，期货公司每年给大家多少亿的钱。如果期货公司每年拿出100亿，搞商品现货市场的基础设施，把监管搞起来，那么每年的物流运营的效率、市场的效益能够提高多少。光这个东西，我们讲质量的提高，其中有一个是效率的变革，这里面就有做不完的事情。刚才朱总讲的亚洲有多少人，其中中国的人口就不得了，如果再把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市场就太大了。

外资进来，不是说怕不怕的问题，竞争总是要平等、公平，企业的竞争牵涉到方方面面，包括刚才讲到人的问题、法治环境的问题、税务的问题、体制机制的问题，那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里体制机制是很重要的，现在按照体制机制来管，什么都要管死的，效率不高。效率提不上去，我们说起来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里有三个变革，其中就是效率的变革，那么你怎么和人家比。在这里面，今年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要把这些东西好好准备起来，习总书记在浙江的时候提出过一个“八八战略”，第一条就是讲浙江有体制机制的优势，体制机制优势是第一位，没有体制机制的优势没有浙江的今天。因此，如何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公平的环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文不对题，就讲这些。

施建军：这是一个大致的描述，就是说我们两个公司也好，个人也好，都是友好合作的伙伴，我们两个也是兄弟，所以经营理念不同，互补。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经营的理念，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那可能其他的市场间隙会留出一个很大的空间里，同样的目标客户那么竞争可能就会激烈。所以差异化竞争、错位竞争，才能找到各自的定位。

另外，相对来讲，我本事比较小，我经常讲我们一个企业就是一亩三分地，可能还不到，我们现在敦和就两栋房子，但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一亩三分地有时候适合于养花养草，要养苍天大树可能养不活，长的不好，那么就长到一亩三分地以外去，但怎么也长在祖国的土地上。我想每个人想法不太一样。

另外，我们这个企业本身是国有体制，我倒不是说国有体制一定不好，但是某些方面你想干干不了，罗总那里民营机制相对比较灵活，所以每个公司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定位，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自己走的道路。

施建军：我想扯的远一点。从全球来看，从商品这块来看，我是离开期货行业了。我有这样的心愿，就是浙江这个地方能否打造成为，应该说区域这块相对做的不错，全国看过去这种公司要集聚这么多的地方，杭州是其中一个，无论是上海、北京、深圳，全球来看无论是伦敦、休斯敦等这几个地方，我觉得杭州在慢慢形成这样一个规模的中心。但是这个中心的建设，我们中介机构、期货公司，包括交易所、投资者，在这里面要花很大的精力，就是有意识和没有意识是不一样的，如果中介机构有意识去培养、培育、服务这些机构，你围绕机构做各方面的服务，那么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什么意思？我们浙江人做股票、搞股票投资都跑上海、深圳去，私募机构里好多老板都在上海办公司，或者客户都到上海去，我们买私募产品现在说以股权为主的，都要买到外省去了，永安、敦和还稍微撑一下。但是商品期货来看，全中国或者全世界的好多会跑到杭州来，所以如果你们两位老兄把这些客户都留不住，中心建设不起来，全世界的人吸引不来，这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撑起来了以后，浙江通过3-5年的努力，有意识地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我们觉得分析师大会就大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