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又称《孙子》，相传为春秋末期大军事家孙武所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军事名著。全书共分13篇，即“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约6000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孙子兵法》是迄今最早的传世本，但由于年久损残，内容不完整。现在我们看到的足本，都是南宋以后所刻印或文印的。

《孙子兵法》揭示了一般的战争规律，提出了战略上许多卓越的命题，总结了不少行之有效的作战指导原则，历来为兵家所推崇，至今仍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兵法内容极其丰富，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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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进步战争，提出了以“道”为首的战争制胜条件。《孙子》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战争是关系到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必须认真进行研究。他主张对战争有备无患，提出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是“五事”和“七计”。“五事”、“七计”包括了“民”对战争的态度、天时地利、将须的指挥能力、军队的组织编制制度、训练程度、战斗力强弱，以及赏罚纪律等问题。孙武把“令民与上同意”的“道”（“道”，指政治）放在“五事”、“七计”的首位，表明他很早就认识到了民心的向背、军心的稳乱这一政治因素与战争的关系。这种思想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军事之“道”引用为金融市场之“趋势”，市场之“情绪”，顺势交易为盈利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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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视军队建设，提出了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治军原则和选将标准。孙武认为，要使军队“上下同欲”，团结一致，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必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其“文”就是怀柔和重赏，使士卒亲附；其“武”就是强迫和严刑，使士卒畏服。他非常重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提出把“智、信、仁、勇、严”作为选拔将帅的标准，要求将帅具有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严明军纪的良好素养，有“知天知地”的广博知识和高人一等的指挥才能，并且要有“知诸侯之谋”的政治头脑。操盘手亦如军队之将帅，强有力的执行纪律素养，以及通晓政治、经济、金融领域知识及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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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规律和其他一些有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孙武认为，敌情是“三军之所恃而动”的依据，战前必须认真地了解和掌握。在作战中，从进军、接敌到对峙、交战，都要十分重视“相敌”，注意观察各种征候，准确判断敌情，在知己方面，孙武提出了“识众寡之用”，“以虞待不虞”，“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的制胜之道。为了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武提出了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如充分作好战争准备，了解敌我军力对比，兵力部署要从实际出发。进攻行动要突然迅速，将帅指挥要机动灵活，等等。“知彼”亦为市场行情，“知己”亦为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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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映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孙子》反映出来的军事哲学思想，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顶峰。例如，他在论述制胜条件时，把“五事”和“七计”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认为预测战争胜负“不可取于鬼神”而“必取于人”，表现了鲜明的无神论和反无命的态度。他注意到了时间和空间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兵贵胜，不贵久”、“兵之情主速”，认为时间因素在战争中十分重要。在论述战争指导规律时，提倡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并重视军心士气的影响，贯穿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表现和作用。唯物客观和辩证法的思想反映在交易上时，及不要带有预测观点，而是根据行情走势作出策略，兵贵胜，不贵久，我之前强调过，交易的目的在于胜出，盈利是我们交易的积分或者奖励。

在军事哲学思想方面，孙武同样走在了同时代甚至超时代军事家的前列。书中处处包含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光芒。就其唯物论思想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反对客观唯心论。 孙武认为“天”不过是：“天者， 阴阳、寒暑、时制也”， 这同宗教神学把“天”看作人格化的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战争中，他竭力反对用迷信的方法去预测胜负，主张“禁祥去疑”（《九地》），“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表现出鲜明的无神论思想。孙武在否定天道鬼神的同时，创造性地实现了军事领域由占卜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五种因素，并对此做了如下解释：“道者， 令民与上同意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五种因素，无论政治（道）、自然（天、地）、人与经济（将、法）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孙武强调指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除此之外，都是不可信的。孙武认为自然界的天是物质的, 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 月有死生”（《虚实篇》），一切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自然界的天时、地利，可以使之服务于军事斗争。他在《火攻》中对于天时的利用有许多古朴而珍贵的论述。如“昼风久，夜风止”，白天刮了一天风，夜晚风势就会减弱直至停止，因而这一夜就不宜发起火攻。他还发现“月在箕、壁、翼、轸”四个星宿位置时，必然有大风，可以采取火攻。金融市场无先知，但可以利用市场情绪、资本流动、基本面以及技术趋势、均线、阻力支撑作出相应的交易策略。

2. 摒弃主观唯心论。 孙武在战争决策问题上主张力避主观、力求客观。如《火攻篇》中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国君不可以因一时愤怒就轻率地发动战争，将帅也不可以因一时的恼怒而冒然致战。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就停止。从国家利害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感情出发，是正确决策的第一步。孙武认为战争决策首先立足于“综合国力”。《孙子兵法》开卷第一篇就着重论述以“五事七计”预知胜负。“五事七计”就是指综合国力。孙子曰：“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计篇》）。金融交易中摒弃情绪及心理。情绪管理之——心情不好不做、分析不透不做、连续亏损不做、无胜算不做。

3. 透过现象看本质。 战争现象较之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更带所谓‘盖然性’。因此，对于战争现象而言，尤其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透过现象看本质，使认识不断深化。孙子在《行军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可称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经典：“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 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这里所说的“树动”、“草障”、“鸟起”、“兽骇”是现象, 而“来”、“疑”、“伏”、“覆”才是本质。行情有中假信号、假突破，看清市场的本质，既要把握趋势。

4. 注重实践的作用。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唯物论的认识论。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更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认识不断深化、从而达到“真知”的过程。孙子曰：“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孙子认为：通过战争实践，即试探性地进攻，可以获取敌人的真实情况。策，原是古代运算时用的一种筹码，转意为筹谋，出谋划策。筹划谋算，研究敌（我）计谋的得失；挑动敌人，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侦查敌情，察知敌人的虚实备虞状况；与敌作试探性的接触，较量，以发现敌（我）的有余和不足之处。由此可见，孙子不仅重视对于所获取材料的分析判断，而更加重视实地地调查研究。金融交易中实践体现出试仓、止损、突破、加仓、止盈的道理，以及投资交易的往复，不断修正交易系统，寻找精确的入场点位和目标点位。

5. 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孙武认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认清形势、科学决策、正确指挥，运用战争规律指导作战，是能够取得战争主动权的。金融市场中交易的一刹那由交易者的行为，或者是交易者设定的自动交易系统的行为，趋势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与被动交易之间。

在军事辩证法方面，孙武的思想同样闪着哲人的光芒。辩证法是哲学里面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讲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运动规律的。辩证法的主要之点：一是事物内部是可分的，一分为二，负阴抱阳，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二是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三是事物是永恒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四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事物内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两点论、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矛盾的对立统一这几个方面。

1.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矛盾分析法。 两点论指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重点论是指我们解决问题时要重点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在解决主要矛盾时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点论”，是孙武考虑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方法，体现了《孙子兵法》的辩证思维。孙武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这句话，可以说是孙武认识和解决战争中各种矛盾的一把钥匙。指出，无论攻守、强弱、劳逸、奇正、虚实、远近等等战争中的对立双方，都是互相依存的，利害相联的，可以转化的。比如防御作战时，“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顾此”则“失彼”，不可能天衣无缝，总有弱点，总有疏漏。因此，如果避其实而击其虚，敌人的主动地位就转化为被动地位了。所以孙武肯定地说:“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孙子兵法》的两点论，还表现在他对阴阳说的灵活运用。孙子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昼为阳，夜为阴）、晴雨（晴为阳、雨为阴）等等。可见，军事上的胜负，与阴阳四时的更替有密切关系。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孙子在《行军篇》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孙武把齐文化中的阴阳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朴素辩证法的正确应用，是两点论的生动体现。《孙子兵法》的杰出命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是强调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刻了解、准确把握敌我双方情况，并找到克敌制胜的途径和措施。《军争篇》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思是说，军争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将帅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处理战事。在《九变篇》中，孙武对此问题又进一步说明：“是故知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意思是说，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就可增强胜利的信心。所以，孙武在《作战篇》中指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2.普遍联系的观点。孙子分析战争，不是单纯地就战争分析战争，就军事分析军事；而是运用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对战争现象、军事问题加以考察与解读。战争、军事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孙武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这里所谓的“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计篇》）；所说的“法”，就是加强法制，严明赏罚。这就表明政治基础、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德国近代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则将其深化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他们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战争、军事与经济密不可分。孙武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又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作战篇》）可见一场战争，对于国家财力的消耗是何等之巨！如何能够在战争时期避免国力过度消耗，使得百姓免受贫困之苦，这是需要着意解决的问题。战争、军事离不开外交。在谈到外交策略时，孙武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道诸侯意图的时候，不可与之结交）；“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将兵威加到敌人头上，能使其得不到盟国诸侯的配合策应。）“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不争着去与天下诸侯结交，也不使任何国家的势力强大，相信自己的力量，把兵威指向敌人，就可拔取它的城邑，摧毁它的国家。）（《九地篇》）

3.永恒发展的观点。孙武在书中指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中。孙武把这些变化比作“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势篇》）。他在《虚实篇》中形容说:“夫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象流动的水，时刻处于动势之中，水没有固定的形态，战争也没有固定的格局，都在永恒地变化着。他在《势篇》还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军队的士气是“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军争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战争需要的物资和进行的时间也在不断变化着，“五行无常胜, 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总之，战争及与战争相关联的事物，一切皆变。战争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敌我双方的矛盾斗争。为此，孙武认为：将帅必须善于临事应变，根据敌变而定我之变。“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篇》）指挥员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才能促使战争向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孙武还指出事物发展变化“度”的问题。事物发展都有一定限度，度是事物发展的关节点，超过了一定的“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他在讲到爱卒不能骄纵时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豀；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他强调对士卒关心、爱护，士卒就会赴汤蹈火；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变爱护为骄纵，那样便会后患无穷，以至无法用来作战。

4.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在《孙子兵法》中，孙武也进一步指出了矛盾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的道理。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意思是说，敌人休整得好，能设法使它疲劳；敌人给养充分，能设法使它饥饿；敌军驻扎安稳，能够使它移动。《孙子兵法》对于虚实的分析深刻而精辟。孙子曰：“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势篇》，要求“避实而击虚”，“因形而措胜于众。”（《虚实篇》）变我虚为实、敌实为虚，胜利就有了希望。《孙子兵法》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又说：“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在这点上，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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