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剖析04年大豆危机事件、国储铜、株冶事件始末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作出重大调整，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于是，CBOT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时的最低点约540美分，一路上涨到2004年4月初的约1060美分，创下近30年来新高。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价格从每吨23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

　　温家宝亲自主演了这次“集体采购”，温家宝指令商务部领导牵头组织，温家宝并亲自率领庞大的采购团，将近二十家大豆压榨企业参加，去之前大张旗鼓的宣传，中央台新闻联播都报道了温家宝在电视上的演讲！温家宝用大手一挥；我要带采购团去美国采购大量的大豆和飞机！得到信息之后，CBOT（芝加哥国际大豆期货）大豆价格应声暴涨，等中国人折合平均价格在人民币4300元/吨的高价下完八百万吨订单之后，采购团前脚刚走，CBOT价格随即大幅跳水！国际大豆价跌幅近50%。

　　但随后04年4月开始短短两三个月，中国市场大豆从4400跌倒2200。国内大豆加工由原先的赢利变为全行业亏损。一千多家压制企业全部破产，百分之九十被外国人收购，所以现在的压制企业百分之九十都是在外国人手里！

　　面对如此价差，国内部分加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无奈采取了违约行为，放弃原先在高价位签订的采购合同和定金。即所谓的“洗船”事件。

　　对此，美方采取的措施包括：一些大的国际大豆供应商起诉中国进口商毁约，索赔金额估计高达60亿元左右；国际粮商联合抵制中国民营企业，除一部分他们参股的中国企业外，对其他中国进口商不再报价；这些供应商联合修改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合同文本，修改后的合同条款对中国进口商更为不利。目前为止，纠纷依然未果。

　　此次采购给中国民营大豆压榨企业造成重创，一船大豆便损失上亿元（一船大豆按巴拿马级的，装载量是五万吨到八万吨，一吨赔两千元，一船大豆就赔一亿多元），几乎全军覆没，侥幸逃过一劫的也是经营困难。据保守估计，此次采购给中国压榨行业至少造成一百五十亿的损失！国际四大粮商（ABCD，其中的A为ABM（Archer Daniels Midland），B为邦吉（Bunge），C为嘉吉（Cargill），D为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趁机低价收购、参股中国多家大豆压榨企业，给国际粮商布局中国铺平了道路。

——————-
　 中国本土最后一家大型豆油压榨企业将被外资收购！

　　中国本土最大的大豆压榨企业黑龙江九三粮油工业集团可能无法继续背负 "中国油脂企业最后的坚守者"之名。

　　这家公司是国内目前惟一没有外资参股的油脂企业，其董事长田仁礼，一直被业内认为是一位坚定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不过，上周他告诉本报，"集团已经确立了 ‘国际化'的发展方向，不排除与外资合作的可能。" 外资粮油巨头益海嘉里集团正与九三粮油进行谈判，"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九三粮油用一定数量的股权来换取外商的投资。"

　　九三粮油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本土大豆加工企业。公开资料显示，公司总资产50多亿元，大豆年加工能力超过700万吨，年销售收入近百亿元。而益海嘉里及其大股东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是目前全球第三大跨国粮油寡头，截至2008年9月，益海嘉里在中国的食用油粗炼和精炼厂共24家，大豆年压榨能力超过1000万吨，无人可望其项背。

　　自从2005年以来基本就维持这么一种格局：外资企业控制着中国80%的大豆加工能力，同时80%的大豆进口渠道也掌握在他们手里。中国的食用油安全命脉已经掌握在人家手里了！"国家粮食局系统的一位专家评论道。

——————-

　　株洲冶炼厂，也就是如今的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铅锌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

　　1997年，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已从事两年交易的株冶工作人员，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越权进行透支交易，大量卖空锌期货合约，其头寸远超既定期货交易方案，被国外金融机构盯住并发生逼仓。

　　事情暴露时，在LME市场已卖出45万吨锌，而当时株冶全年的总产量仅为30万吨。

　　事发后，1997年7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专门召开办公会议处理“株冶事件”，当时，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亲自到工厂蹲点近一个月，一边采取头寸止损、追加保证金、合理调期等措施紧急处理头寸，一边通过各种渠道调集其他锌厂的货源、组织交割，力争将损失降至最低。

　　但终因抛售头寸过大，最后只好以高价买入部分合约平仓履约。由于从1997年初开始的六七个月中，多头推高伦敦锌价，涨幅超过50%，这导致株冶最后集中性平仓的3天内亏损额达1.758亿多美元，折合人民币14.591亿多元。

　　回首株冶事件报道汇集：一样的逼空 不一样的预期

　　其实，早在1997年，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就曾出现过多逼空的一幕。当时的空头头寸大多在中国人手中，“株冶”事件最后造成近15亿元人民币巨亏。

　　“株冶”事件发生正值中国刚刚介入国际期货市场的起步阶段，国际基金打出一个“多逼空”的漂亮仗，给了中国一个下马威。

—————————-

　　2005年11月初，国际市场盛传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下称国储）将释放五万吨库存的消息，随后，一向低调的国储突然亮出手握130万吨铜的“家底”，如此反常举动引起种种猜疑。几天后，外电报道了代表国储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从事铜交易的交易员刘其兵神秘失踪的消息。国储做空被套的盖子由此揭开。国际炒家穷追不舍，国际铜价屡创历史新高。这场悲壮的撕杀至05年年底尚未结束，但结果早已经注定……

　　谁能想到，在2005年的岁末，很少抛头露面的国储会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由于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期铜交易中被套大量空单，浮亏严重，加之操盘手刘其兵神秘“失踪”，下落不明，国储被全世界的媒体推到了聚光灯下。回顾过去，面对尚未愈合的伤口，人们的内心依然在隐隐作痛：株冶事件，3天内亏损1亿多美元；中储棉事件，亏损约6亿元；中航油事件，亏损5.5亿美元……国储铜事件，损失已经难以避免。

　　许多人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受害的又是中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太多的问题需要反思。然而，目前，反思的声音依然微弱，人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推卸责任的借口，其中还包括许多乐观而离奇的论调。如果带着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去面对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国储铜事件绝非最后一幕悲剧，国际炒家的魔咒还将降临到我们头上，给我们带来新的痛苦记忆。
—————————–

　　在国储铜的诸多报道和评论中，损失往往被掩盖，被淡化了。假如不盘点其中的惨重损失，这次悲壮的事件将很快被人们淡忘，也就失去一次痛定思痛、深入反省，并采取措施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的机会。

　　国储铜的损失到底有多少？国储中心向上级的解释是，中心不像市场传闻那样因为投机亏钱。其理由是，国储中心在国际市场均价每吨2200美元的时候购进了15万至20万吨铜。伦敦市场2200美元买的，现在上海市场价格38000元左右卖掉，即相对于伦敦是3700美元卖掉，这样算下来，等于一吨赚了1500美元。中心在伦敦空头建仓位置是3200美元，现在如果平仓，算在3400美元均价，然后再亏掉300美元升水，等于是3700美元平仓。“在伦敦是亏了1500美元，在上海市场赚了1500美元，两头一算账，没有亏什么钱。”

　　这种说法只能糊弄外行人。

　　国储中心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铜，做的是现货交易，这种交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铜消费大国并非什么稀奇事，更何况国储的职责就是进行物质储备？说得再直接点，即便国储不进口铜，也会有别的部门负责进口铜，国储中心焉能将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国储亏损是在期货交易上，是实实在在的亏损，拉现货赚的钱来消减期货上的亏损，国储中心的良苦用心不难理解，然而，这只能是欲盖弥彰。

　　国储中心可以对公众隐瞒真相，但它却骗不了银行。12月12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由于缺乏对市场风险的有效控制，“从国外的巴林银行、安然公司，到国内的‘中航油’、‘国储铜’事件，无一例外地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作为“惜墨如金”的银行高官，刘明康用了“惨痛”一词，国储铜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当大家都盯着刘其兵的空单的时候，不要忽略了那些跟着他做空的人。据媒体披露，这些被怀疑是老鼠仓（即先用个人资金建仓，再用公有资金推动大势向与自己建仓的方向走，在公有资金的掩护下，安全地赚钱，因做法过于卑劣，故以老鼠称之）的空单，数量同样惊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让国储中心没想到的是该中心进出口部主任刘其兵和他背后巨大的老鼠仓。“应该在1：1至1：1.5之间，也就是说20吨国储空头的话，老鼠仓应该有30万至40万吨。不然基金不会费这么大力气挤仓。” 接着又有媒体披露，仅国有五矿集团旗下的五矿有色今年在伦敦交易期铜，就产生了2亿以上的亏损。这些损失算起来，将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

　　国储期铜事件所造成的亏损远不止这些。期铜价格上涨，带动现货铜价一路上涨，作为世界上铜消费量最大、进口量最大的国家，我们的相关企业由此承受的损失，将是一个天文般的数字。强大的市场需求决定着，我们的企业除了停产，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无奈地接受高价铜。而对铜的需求，势必会推动铜价进一步上涨，无疑，我们的企业将继续被宰割。这个损失，对于我们这个铜消费大国，已经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必须正视的是，国家物资储备是国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力量，是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国储中心愚蠢的交易行为，已成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因素：铜价飞涨，国内企业苦不堪言。事实上，当国储中心从负责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调节向投机赚钱的方向转变时，它就已经开始背离其固有的职责。而这，正是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根源。而这，才是国储造成的真正危害！
—————————-
　国储在期铜事件上的负面影响，已经不再是钱的问题，而是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在国储铜事件发生后，人们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对这次事件进行剖析和反思。其实，技术问题还在其次，根源在于腐败。

　　一些从事期货交易的专家透露说，中国公司，尤其是那些没有取得期货交易资格的公司，之所以敢于冲破法律的限制，在海外做期货交易，关键是为了牟取私利。他透露说，这些公司的账户往往是公私不分，换句通俗的话说，赚了钱是自己的，亏了钱是企业的。这也正是中国公司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出手“贼狠”的原因，反正亏了钱是国家的，怕什么？

　　如果不是这样，很多问题是难以理解的。比如在1997年的“株冶”事件中，国际期货市场上已从事两年交易的株冶工作人员，在LME大量卖空锌期货合约，卖出多达45万吨锌，而当时株冶全年的总产量也才30万吨。如果是正常的套期保值交易，全年总产量30万吨至少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这对于从事了两年交易的人来说，是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倘若不是出于攫取私利的强烈欲望，很难想像他们会如此超常规地甚至可以说是丧心病狂地去进行交易。最后，不得不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专门召开办公会议处理“株冶事件”，但由于空单超出株冶全年总产量的50％，中国除了斩仓别无选择。仅三天，中国便损失了1.758亿多美元，折合人民币14.591亿多元！

　　亏了由国家埋单，在某种程度上，“株冶事件”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这种结果将令那些利欲熏心的人更加有持无恐，他们犹如一群嗜血的赌徒，拿国家的钱在国际期货市场上豪赌，赚钱的时候他们一言不发，被套住的时候将烂摊子交给国家。因而，人们看到的不是那些靠老鼠仓发财的投机者灿烂的笑容，而是一出又一出血淋淋的悲剧。

　　在这次的国储铜事件，媒体披露出来的老鼠仓的情况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据接近刘其兵的人士透露，光是刘这两年通过在期铜上的投机，就给自己的小金库增加了不下3亿美元的收益。假如不是此次空单被套，这些重重黑幕，恐怕永远不会进入公众的视野。

　　除了老鼠仓，腐败分子通过海外期货交易洗钱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8月10日的《上海证券报》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由于我国企业的境外账户难以有效监督，难以杜绝某些人通过期货交易洗钱的可能性。更紧迫的是，如果洗钱者利用目前的市场漏洞，盯上跨市套利的手段，将会更加严重地影响金融安全。理论上完全存在这种可能性。跨市套利者都要在国内外分别开设A(境内)和B(境外)两个公开的账户，如果要把公开账户的资本洗出去，就需要再在国外市场开一个隐蔽账户C(境外)，将资金转移到境外B账户可以合法地进行，再把B账户资金通过一些手段流进隐蔽的C账户。一般有以下两种可能的方法。

　　第一，在有公开的跨市套利交易中，A账户与B账户具有方向相反的头寸，以博取正规的套利差价。需要洗钱时，又让C账户和B账户建立相反头寸，利用目前我国头寸较大时，B账户亏损概率极高，这样C账户就很容易赚取B账户的钱，从而达到洗钱目的。

　　第二，洗钱者与外盘有实力的基金内外勾结。同样先让隐蔽的C账户和公开的B账户建立相反头寸，然后基金找机会在短期内突然打击B账户使其严重亏损，或干脆就协同外人使B账户头寸被吃掉，由于期货交易的特殊性，亏损严重就必需认赔平仓，操作者就可在认赔的同时，让隐蔽的C账户也平仓，这就自然地使C账户依赖B账户获取暴利。有中国头寸长期被逼仓的现象作掩护，就很难发现是洗钱。从时间特点上看，2003年10月到11月一次套利就具有这种嫌疑。在不能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我国在境外账户的期货交易，很容易演化成灰色交易，纳税人的钱很容易成为腐败分子的猎物，当他们贪婪地对准目标时，无论企业亏损还是盈利，他们个人都将有机会赚钱。
———————————-
　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储铜这样的悲剧还会重演！ 　　

　　当人们把目光集中在国储铜要造成多少损失以及此事如何收场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那就是，国储中心并没有开展国外期货投机业务的资格。一旦将国储铜事件和“株冶事件”联系在一起来看，人们就不难发现，问题已是多么的严重。

　　在“株冶事件”中，湖南省株洲冶炼厂原厂长曾维伦不顾开展国外期货投机业务须报总公司主管部门审批的规定，未经批准违规从事境外期货交易，最终导致了巨额亏损。遗憾的是，当初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结果上，而忽略了对违规从事期货交易的处理。也正因为这一点，一些企业在突破法律法规界限从事境外期货投机交易的时候，变得毫无顾忌可言。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可能不出问题？

　　早在1994年3月31日，国务院就发文明确要求各期货经纪公司不得从事境外期货业务。2001年5月，中国证监会、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对外贸易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总局颁发了《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第九条明文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第五十一条规定：“对违反规定从事境外期货业务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尚且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何况那些没有取得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然而，迄今为止，违规从事国外期货交易的公司已有多家，没有哪家受到过严厉惩处。惩戒机制的缺位，使得国家的有关规定成了废止一张，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

　　在这次的国储铜事件中，国储中心同样没有资格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然而，他们早就做了，只不过当初赚了钱，闷声发大财，上面即使知道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干涉。等到现在问题出来了，有关部门只顾忙于应付困局，也没有人提起对违规从事期货交易这回事。这正是悲哀之处！法律法规是约束企业行为，使他们不敢铤而走险的唯一利器。当这一点也不复存在的时候，相关单位不论从事境外期货交易还是搞投机交易，更无顾忌可言。

　　中国是世界铜消费量最大、进口量最大的国家，同时又是铜精矿、废铜进口量最大的国家。从套期保值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企业应该在LME以低价位做多。这样有两个好处：如果价格下跌，我们可以买到便宜的现货，在买现货的同时又推动铜价上扬，可同时在两方面受益。如果价格上涨，我们在现货上的损失，可以在期货上得到弥补。这既符合套期保值的操作规律，也符合中国的法律规定。而且，铜为小品种期货，容易逼空但不容易逼多。中国做多，哪个国际炒家敢死命向下打压？价格跌得太多，大不了中国把现货全部接下来，很容易在现货上大赚。别忘了，中国可是世界第一铜消费大国。而且，掌握着这么多的铜，铜价还不是由你说了算。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这样操作才可以真正地发挥中国的影响力，在铜的定价方面才能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然而，作为一个铜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国储中心却在国际市场上做空，且空单量非常之大。国储这样做，同样显现出惩戒机制缺位所造成的可怕后果。

　　国储中心之所以敢这样干，原因是他们提前已经知道国储局计划释放很多库存。事实上，国储过去能在上海期铜市场呼风唤雨，赚取大把大把的钞票，也跟他们这种获取信息的优势有关系。在国外，这样做是一种严重违法的行为，将遭受到严厉的惩处。然而，国储在上海通过信息不对称从散户手中巧取豪夺来了那么多资金，并未受到丝毫惩戒，在这种纵容的环境中，获利丰厚的刘其兵之流便误以为在LME，他们同样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对其他投资者生杀予夺。他们错了。事实上，当他们脱离套期保值的初衷，在LME进行投机的时候，一条绳索就已经套在他们脖子上，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罢了。

　　法律法规形同虚设，人们就不会去敬畏它，人们就很难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惩戒措施缺位，人们不必为自己的违规、违法发行付出任何代价，人性中恶的一面就会显现出来。

　　1995，搞垮了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后来做了牢。法院作出判决：今后里森所有的现金收入都将由巴林银行的债权人直接掌管，里森今后要花钱买东西，必须提前两天以书面形式向巴林银行的债权人提出申请；不得利用巴林银行倒闭故事从传媒手中赚钱；必须彻底公布自己的财产状况，否则一旦查明有隐匿财产行为，还会判他继续坐牢……违法的人，终生都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假如我们的法律，也以如此严厉的手段，惩处那些视国家法律如儿戏、视国有资产如草芥的人，那么，类似这样的悲剧，还会如此频繁地上演吗？
—————————————

　　从株冶事件到这次的国储铜事件，笨拙而愚蠢的交易技术是中国企业屡屡被国家炒家围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得不感叹：我们的企业显得太稚嫩了。比如，在风险控制方面，在发达国家成熟的期货市场，风险控制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系统，即便是像索罗斯、巴菲特这样的大鳄，也无不视风险控制为第一生存要素。

　　然而我们却截然不同。有媒体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国家物资储备调剂中心最先有一个交易团队，后来主要由刘和另一个交易员从事交易，此后这位交易员被调离岗位，刘遂成为惟一的交易员。谁能想到，中国数亿资金，竟然掌握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中？谁能保证一个冲动的年轻人不会因为和女朋友吵架而在期货市场上赌气？这意味着，我们的风险控制系统不是太小了，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也正因为没有风险控制，导致刘其兵在9月下的了8000手三月期铜空单，一直都没有止损。

　　其实，从“株冶事件”事件开始，中国的企业就一再重复同样的悲剧：没有风险控制，不懂得止损，最后将自己逼上断头台。

　　不仅风险控制没有建立，我国的企业在应对危机方面的手法，同样显得拙劣不堪。空单被套，国储局在北京拍卖储备铜以压低铜价，然而，国储在拍卖铜时，一反过去的低调，变得大张旗鼓甚至声嘶力竭，还故意透露出库存铜130万吨。结果，被国家炒家解读为虚张声势、心虚。更令人费解的是，在第4次拍卖铜的时候，上海、宁波储备铜底价一下上升至39000元/吨，拍卖底价刚一公布，马上带动了沪铜期货上涨。国储抬高拍卖价格，看起来是多挣了一点，但因此给多头助了一臂之力，而且，令国内对铜有需求的企业雪上加霜。那么多钱都赔进去了，还在这点蝇头小利上计较什么呢？

　　令人担忧的是，国储选择展期的做法，竟然受到一些媒体的推崇，乐观地评价此举有可能让国储大赚一笔，如此无知无畏的心态，如何能感受到危险的临近，又如何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呢？不要忘了，在中航油事件中，陈久霖就是由于展期将亏损成倍放大，从潜亏580万美元翻倍亏损到了5.5亿美元，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的！国际炒家这次会让国储幸运地从他们的口中逃脱吗？

　　与国际职业的炒家相比，我们的企业不仅显得幼稚，也显得可怜，根源在哪里呢？这跟中国在期货市场上的保守政策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既限制国内企业到境外从事期货交易，也限制国外公司在中国从事期货交易，这不仅使我们的企业缺少在期货市场上接受锻炼的机会，也使他们养成了依靠“超前”信息鱼肉散户的恶习。有人评价我们的这些企业：内在内行，外在外行。

　　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宗商品方面，中国虽然是消费大国，却由于期货市场不开放，无法形成公平而充分的竞争，也无法形成令西方国家认可的定价体系，导致我们在石油、金属等基础商品上没有定价话语权。或许，有关部门是担忧中国的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容易被国家炒家狙击，故而加以了严格的限制，但现在看来，这种约束是无效的，要不也不会连续上演“株冶事件”了？既然限制是无效的，何不逐步开开放中国期货市场，让企业在开放的期货市场的博弈中逐渐成熟起来？

　　而且，一旦我们的期货市场真正成为国际性的博弈场所，那么，靠着国家第一买家这个强大优势，我们将有机会逐步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话语权。进而，我们将在国际市场上把握主动，在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上摆脱处处受外国牵制的被动局面，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开放期货市场，使中国的期货市场尽快与国际接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