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帝国的新野望：美国再工业化，一个对全球影响深远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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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大国，美国早在 20 世纪初就实现了工业化，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完成现代化进程，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一度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达到峰值 28%。强悍的实体经济积累是美国在全球政治、军事、经济统治地位的坚实后盾，也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势奠定基础。然而 20 世纪后期，信息时代到来、劳动力成本高企等因素促成了全球经济的再分工。在“去工业化”浪潮冲击下，美国的金融业突飞猛进和制造业外迁成为这一时期两大突出特征，并于 2007 年前后达到高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金融衍生市场的过度膨胀和第二产业的空洞化导致美国陷入次贷危机，2009年10月失业率最高飙升到10％、GDP 同比增速-4%（09 年二季度），经济系统的稳定性面临着严峻威胁。

1）金融业过度膨胀、制造业外迁加速，21 世纪初美国经济“空心化”问题凸显

上世纪 80 年代起高速发展的金融业对制造业产生“挤出效应”，美国经济脱实向虚。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起，美国政府逐渐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宏观监管，为其大开绿灯。1987 年开始的《格拉斯.斯蒂尔格法》去留之争，到 1999 年终于以参众两院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格拉斯法》落下帷幕，金融衍生品市场脱离 CFTC 的监管并迎来爆发式发展的十年。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创新机制、财富效应推动下，虚拟经济欣欣向荣，金融、地产与专业服务增加值之和/ GDP 于 1980 年开始首次超过制造业，制造业开始经历趋势性萎缩。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加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逐渐向价值链的市场、研发两端延伸，而把低附加值、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业向外导出，随着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推进，信息、货物、服务跨境流动成本在降低，跨境投资、产业转移、制造外包规模空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世界的比重 1970~2000 年间一直在 20%~30%之间摇摆，但 2001 年之后迅速滑落，到 2014年已经跌到 17%；从 2010 年开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

比较美、德、日、中四国的出口结构，三大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额/总出口在 21 世纪初至今都有程度不等的下降，其中美国的降幅最明显（83%—72%）；同样以 2000 年前后为拐点，发达国家的传统优势领域——电子自动化设备在其制造业总出口额中的占比也在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自身商品出口比例从 1985 年的 36%上升到 2014 年的 94%，电子自动化设备制造/制造业出口则从 90 年代初的 15%上升到 2014 年的 56%（05 年最高时达到 66%）。生产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迅速“抢班夺权”，其制造业出口贸易比重快速上升，是比较优势的体现；而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电子设备出口比重上升，则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发达经济体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制造业外迁战略。但制造业不仅能解决大量就业，而且与技术服务业的进步相辅相成；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获取全球化带来的诸多好处的同时，也承受着第二产业空洞化带来的失业压力和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

2）再工业化不是传统制造业的简单复辟，而是二三产业的融合共进

07 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弊端：过度金融创新、经济“空心化”、债务驱动型增长、贸易财政双赤字等，促使美国政府对之前“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占主导，重要制造业日趋空心化”的主导路线作出矫正，重新思考如何平衡实体和虚拟经济。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认为，三大原因促使美国必须重振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创造高质量的国内就业机会、汇聚综合创新的协同效应、确保技术领域的国家安全。基于这样的思路，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强化金融监管，2011 年 7 月起实施的多德-弗兰克法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空前严格，最大程度控制金融系统性风险；一方面对实体经济施加主动干预，明确提出“再工业化”口号，通过财政支持，贸易保护等手段重塑制造业在国家战略中的关键地位，尤其是高端实体制造业；把“重振美国制造业，五年出口倍增，激励创新，降低失业率”等目标作为经济复苏的突破口。

从 2009 年底开始，美国“再工业化”规划的关键文件相继发布。2009 年 12 月公布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涉及工人培训、创新型科技、资本市场、物流运输、市场环境等多个方面；2011 年 6 月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着重强调了对制造业前沿领域的人才、资源、创新投入，以保障美国在全球创新方面的领先优势；2012 年 2 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将促进先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奥巴马在 2012 年的国情咨文中更是详细阐述了“制造业回归本土、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以及“更为强硬的贸易措施”三部分内容，涉及税收、补贴、法规修订等多个方面。

从长周期来看，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发生，相比上世纪 70 年代的“ 凯恩斯主义 ”和80 年代的 “ 里根经济学” ，奥巴马政府的 “ 再工业化 ” 核心并非通过国家干预、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金融服务业简单复辟，而是要抢占新经济的制高点，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实现全产业升级。

新一轮产业革命将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对各国而言均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已经经历机器化、规模化（流水线生产）两次产业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数字化正在发生，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孕育中。在新技术革命的渗透下，产业的细分度越来越高，即使是传统产业，也可能诞生一些高技术附加值的新兴子行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日益融合，一国产业竞争力不再是取决于单一产业活动、而是取决于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第三产业的高效率可以弥补制造业劳动成本过高的不足，保持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这就意味着“再工业化”绝不是传统制造业向金融服务业的简单复辟，而是要利用其技术底蕴优势，形成更好的协同效应，对全行业改造升级，在未来全球新技术、新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历程中，政府扮演着政策引导和宏观方向把握的角色，同时创造公平开放的环境，鼓励私人企业进行自由开发和竞争，以保证产业发展的高效性。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在“政府调动热情、私人投资主体”的模式下，美国对知识产权与软件等“软性资产”的投资力度空前加强，其制造业投入产出保持了极高效率。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美国的科技政策主要围绕军事目的展开，初步建立“政府确立科研目标、投资科研项目、委托大学和企业进行实施”的机制。70-80 年代美国经济遭受滞胀困扰，1983 年里根政府上台，开始调整科技政策，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企业科技研发，包括减税、放宽反托拉斯法、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等；但整个80 年代仍处于冷战过程中，联邦政府仍集中投资国防系统以同苏联展开军备竞赛，国防投资在联邦政府总投资额中占比在 1986 年达到近三十年来最高。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冷战威胁解除，美日欧在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取代美苏的军事对抗，美国政府开始不遗余力地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保持其长期竞争优势，以政府引导、产学研合作、发挥私人部门有效性为主要特征。美国政府在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的同时，更重视信息技术对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对于信息技术在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教育、航天、医疗健康、化学、能源和传统制造业的应用均提出了相应的战略规划。90 年代互联网浪潮的爆炸式发展即以此为背景，在整个 90 年代，美国 GDP 平均同比增速达到 5.4%，而且期间保持低通胀，平均通胀率只有 2.8%（1991~2001 年）；失业率在 2000 年达到了 70 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4%。在经济数据的改善背后，信息技术革命对实体经济、以及国民思考和行为模式的改造更是影响深远。

与相关产业、科技和贸易政策的变革相配套，联邦政府也耗费大量经费以支持科技活动。投资当中的“知识产权+软件类”软性投资比重上升、而设备建设等“硬性投资”占比下降，前者在非国防投资中的占比在 90 年代末回升到 83%，而 70 年代末仅为 70%。

以 911 事件前后为节点，21 世纪初直到 2009 年为止，美国的国防投资重新升级。不过从长周期的轨迹看，国防投资占比每一轮周期的高点，都要低于上一轮周期中的表现，这证明美国的投资主体延续着向民用领域转移的趋势。2009 年以来，非国防投资占比反弹，同时“知识产权+软件类”在非国防投资中的占比继续维持在 90%左右。

再工业化由奥巴马政府发起，其投资却不是依靠政府一力推动，调动民间积极性是主要途径。观察民用领域的知识产权与软件投资，其中私人投资的比重在 2010 年以后重新回升，2014 年其体量已经上升到政府在民用领域知识&软件投资的 3 倍多。

在知识产权、软件领域大量的研发投入是新技术革命的必要保证，也是投资回报率提升的基础。中国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GDP 为 26%，与制造业增加值在 GDP 中 27%的比重基本1:1；再工业化以来，美国的制造业投资在 GDP 中的占比有所上升，但截止 2014 年也只有2.88%，相对如此低的投入，撑起了 12%的制造业增加值/GDP 比重，不能不说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正确选择投资侧重点，极大的提升了美国的投资回报效率。

核心竞争力仍然显著，美国的再工业化和新技术革命具有天然优势。上世纪 90 年代~本世纪初美国的去工业化，一定程度上是其资本输出战略、利用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有意为之，并不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科技水平的衰落，美国制造最突出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是产品的科技与创新。在强大的研发实力保障下，美国在生物制药、电子设备、智能技术、材料科技、清洁能源等高端行业遥遥领先，这成为美国制造业再次雄起的坚实支撑。尽管制造业在宏观层面上的比重并没有显著提升，但在微观生产效率、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已经逐步体现。制造业结构性复苏是 09 年以来美国经济稳健复苏的内生动力，在本轮复苏过程中，美国走的最快、走的最稳，表现出的抗冲击能力远超其他发达经济体。

1953 年美国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为 28.3％，提供了 32%的就业岗位，而到 2009 年这两个比例已分别下降至 12％和 9％。在再工业化战略实施的五年多期间，美国就业状况显著改善，失业率回落到 08 年初的 5%左右，新增就业岗位大增，出口明显增长，股市表现火爆，奥巴马政府的预定中期战略目标正在一个个实现，再工业化初见成效。不过，美国并无意让传统制造业在宏观层面上“完全复辟”，金融与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仍然更高。这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即再工业化战略的目的是让第二和第三产业形成协同效应，而非运用国家干预力量强制前者替代后者。

1）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低利率环境为再工业化提供了投资和信贷支持

再工业化的落地需要资金对投资和研发的针对性支持，根据我们上文的分析，美国对制造业的知识、软件类投资仍以私人部门为主体，信贷市场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支持非常关键。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银行体系流动性高度紧张，以 LIBOR-OIS 利差衡量的流动性环境极度恶劣，银行一度需要抛出手中的黄金储备以保证基本的流动性供应；但联储随即于 2008 年底启动第一轮 QE，对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施以紧急援手。

联储大量收入长期国债、扩充资产负债表规模，直接映射为基础货币扩容；同时下调基准利率到历史低位，短端的 1 年期国债收益率和 LIBOR 拆借利率也跟随走低，利率和流动性环境得到缓解。联储 QE 过程中对长期国债的购买行为，也同时压低了长端利率预期。2011~13年，美国 10 年期国债实际利率甚至为负；2010 年至今的实际利率均值远低于此前的平均水平。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低利率，为再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融资和信贷环境。

从两个角度观察美国信贷投放力度的恢复，一是观察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贷款”项的环比增量，其意义是对所有部门信贷投放的净增加；可以看到信贷净增量从 2011 年底开始由负转正，工商业、抵押和消费贷款均反弹明显。二是观察各部门在信贷市场的借款量（不包含还款），我们的统计发现企业部门的借款规模复苏最快、反弹幅度最大。这些都说明银行体系对再工业化及企业部门给予了充分支持。

2）制造业产出复苏，但金融服务业对实际 GDP 增速的贡献更大

金融危机期间（2007~09 年）美国制造业产出显著下滑，复苏始于 2009 年三季度。美国 2014 全年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相比 2009 年上升 21.5%，不变价上升 9.3%，与同期 GDP 的涨幅（现价 20.3%，不变价 10.7%）大体相当。不过制造业在 GDP 中的比重并未增长，相比之下，金融-地产与租赁-专业与技术服务三个服务类子行业之和在GDP 中的占比迅速上升，2014 年已经达到 31.9%（季调折年数值显示，2015 年 3 季度已达到 32.5%）。

制造业对实际 GDP 增速的贡献继续低于金融和专业服务。2014 年美国实际 GDP 增速为 2.43%，其中制造业贡献的增速为 0.2%，略高于第二产业中的采掘和公用事业之和，而第三产业中的金融和专业服务则贡献 0.96%。

受大宗价格影响，制造业景气度波动相对较大。制造业 PMI 在 2010~11 年持续高于服务业之后，近年来略显平淡，2014 年中期开始回落，15 年下半年一度低于荣枯线。但我们认为其主要受 2014 年开始的大宗价格低迷周期的影响，受影响的主要是制造业当中的金属冶炼和加工业，与新兴制造业关系不大。

3）制造业对就业贡献由负转正，新增非农超额完成目标

制造业新增就业岗位由负转正。美国制造业在 1998~2010 年之间流失了超过 600 万个就业岗位，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不过近年来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正在逐渐恢复，自 2010~2015 年，制造业新增非农就业人口达到 84.2 万人。尽管相对于同期新增非农就业总人数（1336.5 万人）来说很低，但仍然是了不起的进步，值得被奥巴马拿来在连任国情咨文中大书特书一番。

再工业化实施以来整体就业明显改善，不过从长周期来看，制造业在就业人口中占比维持趋势性下降。再工业化战略提供了更多的高新尖端技术就业机会，美国政府鼓励的“制造业回归”也促使部分尖端制造业回归美国，有利于发挥美国自身的比较优势。从2009 年~2014 年，美国非农就业综述、制造业、金融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分别增长 8.1%、4%和 13.8%。但放到更长的周期中观察，2005 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 1420 万，占总就业的 10.6%，而 2014 年制造业总就业人数降至 1220 万，占总就业份额只有 8.8%，目前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小幅增长远未达到扭转趋势的水平。事实上，自 1976 年以来，美国就业中制造业所占份额，不管在经济扩张期还是衰退期，基本都在下降。

4）出口恢复扩张，但外需较弱和美元升值周期是潜在制约

2010 年奥巴马政府提出“出口倍增计划”，以五年内出口翻一番为目标；2015 年美国商品出口总额为 15130 亿美元，比 2010 年增长 18%，尽管恢复扩张，但与目标距离较远。不过美国的服务类出口仍保持着强劲的竞争力，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也从 2002 年最低时的 8.9％上升到 2014 年中期的 13.5％。

美国出口大计存在潜在制约，一方面外需疲弱，高需求消费能力又强劲的市场难觅，其次，美元升值可能会成为重要“干扰项”。理论上弱势美元应当刺激美国出口，美元指数应与美国经常账户差额成反比。为便于比较，我们把美国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差额沿 x 轴翻转，这样两者应呈现正相关关系；由图可见，2002 年之前的表现符合我们的理论推断，但从 2002~11年，在美元弱周期当中，货物与服务贸易逆差却快速扩大，这显然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但却可以从美国对外转移制造业加工份额来解释。随着制造业回流逐渐形成趋势，美国主动对外转移第二产业、从而拉升（母公司从海外子公司）进口的因素影响力下降，美元指数与经常账目差额的相关性或许将重新增强。近年来，联储加息与美国经济内在结构性改善的双重预期叠加，美元显著升值，这对美国的出口或将形成较大抑制；货物与服务出口额/美国 GDP中所占的比例从 2014 年的 13.5％回落到 12%。因此，从美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考量，联储更希望看到相对弱势的美元，即便美国经济的强势令美元升值不可避免，升值脚步也应当更为平缓。这就是我们屡次在联储表态中读出“控制美元升值步伐”意味的原因。

5）美股盈利改善，财富效应刺激资本流入

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氛围加上基本面的切实改善推动下，09 年以来美股资本市场的表现夺人眼球。从 2009~2014 年，标普 500 指数 10 个 GICS 一级板块中，有 6 个板块成分股的平均净利润增长超过 100%，其中电信、信息技术成分股平均净利润最高，金融板块利润增长幅度最大。从股价表现来看，在 2009 年末~2015 年末期间，标普指数总体上涨 90%，而医疗保健、工业、信息技术、金融等板块的绝对收益率均接近或超过 100%，在整体估值没有明显“水涨船高”的情况下，股价的涨幅主要归功于基本面的改善，显得更加难能可贵。联储在去年 12 月的首次加息对新兴经济体和外围（欧洲、日本）资本市场的尾部冲击较大，但美股表现相对坚挺。

在回顾中期目标时，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09 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复苏并非实体经济回归、虚拟经济让位，而是两者相辅相成，实体经济回暖辅助第三产业更好的发展。对于再工业化本身来说，宏观经济指标观测值回暖，只是设计蓝图中的一部分。在新技术革命的渗透下，美国的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性复苏，生产率进一步提升，成本竞争力正在飞快追赶新兴市场国家，能源利用效率升级。新技术革命将以制造业为切入点，带动全产业体系的升级，这将是“再工业化”规划中的长期目标，也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内生性动力。

1）人力成本：美国与新兴市场的差距在缩小

我们日常说到的“人力成本”常指工资水平，但经济学中人力成本更精准的定义，应当用单位产出所需的人力投入来衡量，它与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同时相关，等于人均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单位人力成本的倒数，即为单位人力投入-产出比）。曾几何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新兴市场，这也是制造业由前者向后者转移的理由；但近年来两者的成本差距似乎在缩小。

我们发现，由于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而美国生产率维持较高增长，同时中国的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更快，美国的人力成本力相对中国的差距正在缩小。计算结果显示，从 1947 年至今，美国制造业生产率仅在 2001 年出现倒退，其余年份均维持增长；而我国制造业生产率 2012 年达到拐点后，2012~15 年明显下降，原因是从业人员人数增速快于制造业产出，2014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 33%。中美人均工资的差距仍然较大，但中国的工资水平从 07 年以来快速追赶美国，2007 年中国制造业人均工资为 2830 美元/年，美国为 44700 美元/年，我国是美国的 6.3%；到 2014 年，中国人均工资已经上涨到8360 美元，而美国仅上升到 52800 美元，中国已经是美国的 16%。

2）工业能耗成本：页岩油革命进一步巩固美国既有优势

比较了劳动力成本，再从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成本来看，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相对中国存在较大优势。

我们之所以选取耗电量作为观测指标，是因为原油、钢铁产量无法与对应产业的增加值对标，而耗电量可精确到三大产业层面。为保证各国之间可比性，我们确定用各国的工业耗电量与工业增加值之比衡量工业生产能耗效率。

计算结果，中国的工业用电量与工业增加值之比尽管延续下行态势，在边际上继续追赶发达国家，但仍然远高于美、德、日本等国。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耗电量是美国的 3倍、德国的 4.3 倍、日本的 4.7 倍，而美国的单位耗电量从 2009~14 年下降了 13%。对于工业企业来说，其能耗成本既与单位耗电量（物量）挂钩，也与工业用电价格（价量）相关。中国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量是美国的 3 倍，我国的平均工业用电价格是美国的近两倍，这意味着我国工业产出的单位能耗成本比美国高出近 6 倍；这是美国技术优势的突出体现，不过中国近年来已经在加速追赶。

我们再以美国近年来的页岩油革命为例，认识技术革命如何巩固美国的能源成本优势。

原油出口限制+ 本土产量下降导致美国原油出口量一度极低。美国实施 40 多年的原油出口禁令要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1973 年 OPEC 宣布石油禁运，使美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恶性通胀），此后为了满足国内工业需求，保障战略资源供给安全，降低对进口的依赖性，分别于 1975 年出台《能源政策和节能法》、1979 年出台相关法案开始严格限制本国原油出口（主要针对未经过提炼的原油）。美国的原油禁令并未完全禁绝出口，但实施后美国的原油出口便逐年减低，并于 2000~2003 年达到谷底，最低时年出口量只有 100 万吨左右。

在美国能源独立政策的背景下，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开始酝酿，并在 08 年以后迅速爆发，页岩油已经占到总产量的 30% 左右。从 1976 年开始，美国在页岩油气的投入不断加大，开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厚积终于薄发，在 2008 年以后页岩油产量迎来爆发式增长。据 EIA 数据，短短 4 年间美国页岩油产量从 2009 年初的 25 万桶/日增加到 2012 年的 225 万桶/日，增长了 8 倍；2016 年 3 月页岩油产量超过 492 万桶/日，占美国原油总产量的 30%左右。

在页岩油革命推动下，美国原油总产量快速上升，出口量大涨，对外依存度有所下降。从2008 年起，美国原油总产量终结近 40 年的连续下跌。近两年来美国国内要求解禁原油出口的呼声高涨，出口限制有所松动，2014 年下半年起，美国原油出口大幅跃升，2014~15 年年均复合增速超过 120%。尽管美国仍是原油净进口国，但对外依存度已明显下降。

“页岩油革命”将进一步巩固美国的能源成本优势。近年来主要经济体对工业原料的消费下滑，需求低迷，而美国的页岩油革命又为供给端加码，这是最近两年油价暴跌的重要因素。尽管油价低迷也会产生通缩压力等负面影响，但从美国工业生产的角度，低油价能够压低能源成本，长远利好。

3）竞争力：设备成本、工资、生产率、能源成本、汇率、优惠政策等的综合

对影响某地区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总结如下。同样以中美两国对比，我们在前面指出，美国相对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差距缩小的原因是我国的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快、而生产率增速不及美国；美国的能源成本优势仍然较为明显；汇率因素可以这样理解，从 2000 年至今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超过 20%，意味着在中国开设代工厂的美国企业，以美元计价的生产成本上升了两成；而随着我国对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各方面限制增强，对中低端制造业的内外资政策趋于一致，外资享受的优惠也在减少，相反，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中对绿色能源、信息制造、创新等方面的鼓励和补助政策频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正在重新恢复，结构性复苏在路上。

1）美国公司的外包业务比重下降，制造业投资呈现净流入

根据科尔尼咨询的报告，2014 年有 300 多家美国企业选择了回流，而 2010 年仅有 16 家，增加的趋势似乎很明显，但和拥有超过 25000 家外国子公司、全球雇员超过 3600 万人的美国跨国企业比，还是显得过于微小，无法证明美国制造业回流是大趋势。为了从数据端检验，我们使用美国跨国公司与其海外子公司之。间的进出口数据进行观察。我们将美国制造业的外包业务定义为“在海外子公司生产、回到美国销售的制成品”，比如耐克或苹果在中国开设的代工厂；在海外完成的制造业产成品或半成品，运回美国进行最后的组装和销售，这将反映在母公司从子公司的进口上。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美国跨国公司在 1997-2013 年间，从海外子公司以及非海外子公司的进口量对比如下。截至 2013 年，美国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红线标示）基本维持上升（尽管增速趋缓），仅在 2001 和 2009 年出现下跌，但这很可能是对两轮危机后经营业务整体衰退的反映。为排除这部分影响，我们进一步计算两个比例：一是美国跨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进口，与母公司全部进口金额之比，这反映了母公司对外包业务的侧重度；二是母公司从子公司的进口，与海外子公司总销售收入的比例，这反映了海外子公司对外包业务的侧重度。

这样结论就变得更明显：无论对于母公司还是子公司，（美国）海外代工业务的侧重度都在下降，略微令人惊讶的是，该下滑趋势从 2000 年之后就开始发生了。2009~2013 年，外包业务在母公司总进口额中的占比均值是 35.6%，而 1997~2008 年则是 43.8%；外包业务在海外子公司总销售中的占比均值是 4.6%，而 97~08 年则是 5.8%。09 年以来外包业务一直维持在较低比重，这说明广义上的制造业回流早已经开始，且没有发生重新外流的情况。

近年来，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净流入额增大，或与美国在设施成本、人力、能源方面的优势。相关。以美国跨国公司对外 FDI 与外国公司对美投资的差额，表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净额，可见美国整体的直接投资仍呈现净流出，但在结构上出现分化，制造业近年来净流入差额增大，与金融业始终维持净流出形成鲜明对比。

2）高端制造业回流，低端继续寻找海外成本洼地

美国制造业回迁的趋势确实在发生，但高端与低端制造业的回迁意愿可能分化。工资和生产率等因素只是选择产地时的部分考量因素，根据科尔尼咨询 2014 年的调查，在选择是否回流时，企业考虑因素的排序如下：首先是缩短交货时间，其次是减少总购置成本（土地、设施费用等），然后是质量提升、减少运费，工资只排名第 5；品牌偏好、更高的生产率、产品创新和差异化、减少存货等因素的排名更低。因此，美国企业回流不会仅仅是为了应对中国劳动力薪酬的上涨，也是为了实现更靠近美国消费者、享受美国工人更高技能等的收益，而这些动机更可能在高端制造业当中实现。这正是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描绘的，高端设备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设厂的图景，美国技术革命对全行业的渗透，将创造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岗位，更好地发挥美国自身的竞争优势。

美国中低端制造业继续寻找海外成本洼地、而不会选择回流，美国代工业务或向东南亚等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诸如耐克、阿迪之类企业的加工制造已经出现向东南亚国家倾斜迹象，尽管中国对美国总的出口体量，相比东南亚诸国还是大得多，但东南亚诸国对美出口增速已经逐渐赶上中国，当然这也与中国的产业升级有关，中国的产业升级必然会使出口中的中低端占比不断下降。

美国再工业化的成功经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参考。

中国仍然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政局稳定、投资环境成熟、上下游产业链完整、关联行业发展机会多等；但是在美国制造业回流、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双轨政策驱动下，我们也面临着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中低端向东南亚等地区加速转移的考验。在我们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吸取美国的经验，没有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基础，服务业也就失去了依托，切不可厚此薄彼。

我们需要尽快打造自己的技术优势，在传统产业之中也可以有高新技术、高端设备和科学化管理手段。目前，中国启动的供给侧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希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产出，尤其是在制造业产业升级方面，我们还有很大潜力可挖，这也预示着其中会有很大的投资机会。

首发于新财富Plus，文：华泰证券，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