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他曾和美国著名华人企业家王嘉廉、王安和刘立等人一起被著名的《商业周刊》评选为企业精英；
和富达趋势基金的管理人内德·约翰逊并称为那个时代投资界里的绝代双骄红极一时；
而直到今天，华尔街迄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华人能够达到其当年的巅峰地位。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华尔街的华人传奇—蔡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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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生是一条K线，蔡志勇的择时可谓完美（见下图，蓝线是道琼斯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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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异禀
蔡志勇于1929年3月10日出生在上海，距离大萧条的到来仅几个月的时间。其父亲早年曾留学美国，毕业后进入福特汽车公司当推销员，后被派回上海担任该公司的区域总代理。
蔡志勇在上海度过了幼年和青少年时代。后从上海的圣约翰中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市西区的圣约翰大学。尚未大学毕业的蔡志勇在1947年跟随家人移民美国，他本人先是在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就读了一个学期，随后转学进入波士顿大学，并在那里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两年后又从波士顿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并在该校的管理学院修读了一些课程。20岁即获得硕士学位，是真正的“天赋异禀”。1951年，蔡志勇成为一名证券分析员，仅过1年就被富达招揽，成为一名研究员。
蔡志勇的最大突破是改变富达以往保守的投资方式。原来的富达基金主要是投资高分红的公司股票，在蔡志勇看来，买这些股票一年到头主要靠分红赚钱，跟年利率固定的政府公债、银行存款的年利息差不多，风险小。但是这种股票让你永远也富不了，他觉得这种投资基金等于是在跟银行存款竞争，没有意义。他认为真正能体现股权投资价值的是那些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公司股票，那种公司才是股权投资的意义所在，否则还不如把钱存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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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敌股神“中国蔡”
在“富达基金”工作的前五年，上海人的精明和勤奋很快被蔡志勇发挥得淋漓尽致。1957年3月11日星期一早晨，深思熟虑的蔡志勇向约翰逊提交了一份与当时主流投资模式背道而驰的 “行情分析报告”——不走格雷厄姆倡导的“价值投资”老路，用 “现金分红”吸引更多投资人，将基金规模做大后从“次新股”中寻找被人忽视的“深潜股”，然后通过快速交易套利。
约翰逊非常赞赏蔡志勇的观点，仅用半个小时就做出决定，为蔡志勇成立一只“富达资本基金”，让他努力追求高回报。手握一千万美元本金的蔡志勇果然剑走偏锋，选股时他特意绕开美国钢铁、通用汽车以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巨无霸”大盘股票，专门买入一些诸如施乐、宝丽来、凌·特姆·沃特、控制数据之类刚刚起步的集团化公司小盘股。
貌似杂乱无章的背后，其实蔡志勇的选股都围绕一个核心——美国政府提出并大力扶持的“科技兴国”政策，他股池中的每只股票都属于“新兴科技”板块。
蔡志勇的交易速度也奇快无比，他手中几乎没有持有时间超过一个月的股票，比如1.61美元买入的十万股施乐，一周后刚触及4美元高点便果断抛光；几天后这只股票跌至2美元左右，他又大笔买入，如此这般低吸高抛，循环操作，乐此不彼。
由于交易频繁，蔡志勇手中的股票周转率每年都会超过100%，这在盛行长期投资的年代简直就是天文数据。在接下来的“火红十年”里，蔡智勇操盘的基金始终保持令人咋舌的高收益率——1958年至1965年间，本金收益翻了27倍，也就是说，1958年购买的一万美元“富达资本基金”，七年后变成惊人的27万美元！
更难得的是，股市的疲弱对蔡志勇没有丝毫影响——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引发的股崩中，他掌控的基金依然获得了68%的回报。
随着“中国蔡”名头的日益响亮，包括“华尔街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后起之秀”巴菲特在内的华尔街群雄纷纷研究他的选股策略，他们实在不明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何以未卜先知地发掘到欧米茄、四季护理之家、柯达等一飞冲天的股票新贵？
又是如何精确推算出股市起伏，做到低点全仓、高点清仓的？
1966年开始在蔡志勇手下工作的彼得·林奇由衷的赞叹：“近距离观看蔡志勇的操盘反应真是美极了，那么优雅，那么恰到好处——太美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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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人生
身为富达二号人物的蔡志勇不小心牵涉进富达继承人之争，遭到排挤，1967年7月8日，蔡志勇突然离开“富达基金”，引起投资者乃至整个华尔街的震动。
外人看来毫无征兆的辞职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巨大隐情——约翰逊没有兑现让蔡志勇做总裁的许诺，而是将基金公司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其实，蔡志勇早就打算离开富达自立门户，只是碍于约翰逊当年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狠不下心。7月10日，他变卖了自己拥有的20%富达股份，套现四千两百万美元，用其中的220万美元在纽约第五大道680号创办了“蔡氏管理研究公司”。
蔡志勇给自己发行的第一支共同基金起名“曼哈顿”，他的初衷是募集到2500万美元，没想到很多富达老客户和众多新投资者冲着他“股神”、“基金之王”、 “中国蔡”的光环蜂拥而至，仅用四天时间就募资了 2.75亿美元，这在当时是最大的申购。
那一年，仅比蔡志勇小1岁的“股神”巴菲特，掌管的金钱也不过是2200万美元，不及蔡志勇曼哈顿基金的1/10。最初的“曼哈顿基金”确实给投资者带来非常丰厚的回报，蔡志勇全盘复制他在富达的操盘套路，“短线、短线、超短线！”
成为曼哈顿基金的投资口号和盈利模式——仅仅一年，蔡志勇的基金就膨胀到6个亿，给投资人带来一倍的红利。
为了让曼哈顿基金成为全美投资龙头并顺利纳入基金权益指数ETF，蔡志勇于1968年8月将自己的公司并入著名的“CNA 金融公司”，担任 CNA 执行副总裁，继续掌管曼哈顿基金。
此时的蔡志勇已经被所谓的 “名利双收”冲昏了头，为了降低工作量，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绞尽脑汁研究股票，而是把更多时间用在上流社会的享乐和花天酒地上。
1969年10月，他与结婚17年的发妻洛丽塔·杨离异，另觅新欢玛尔琳·切斯。
因为玛尔琳不愿住在中央公园旁边的复式公寓，蔡志勇拿出1300万美元买下“艾克森石油”总裁沃尔特·迪格尔在格林威治占地十英亩的古堡，又嫌其“阴气沉沉，不合风水” 将古堡夷为平地，重建一座带有游泳池和直升机停机坪的现代化豪宅。
蔡志勇的“零经度线号”双引擎游艇长120英尺，船体在意大利打造，里面配有施坦威钢琴和容纳20人的奢华酒吧。
沉湎在浮华世界中的蔡志勇在选股方面变得一塌糊涂，航空、电子、冶炼、体育、制药等滞涨板块股票塞满了票池，由于操作迟缓，122000股“全国学生营销公司”泡沫股烂在手中，从1969年12月的每股140 美元一直跌到翌年7月的每股3.5美元，仅这一只股票，曼哈顿基金就亏损一千六百多万美元。
紧接着，大萧条席卷全美，整条华尔街一片神哭鬼叫，短短八个月，“最受券商欢迎的50只股票”暴跌80%，其中LTV股价从169美元跌至 25美元，宝丽来从149 美元跌至14 美元，道琼斯指数由1501.70 降至577.60点。
股市暴跌前，全盘复制“蔡氏模式”的巴菲特跑了，被贪婪紧紧攫住的蔡志勇却误判形势，越陷越深——截至1973年3月，曼哈顿基金账面仅剩下5400万美元，蔡志勇被迫离开 CNA。
为了保住“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席位，证明“华尔街强者”的实力，蔡志勇买下一家中等规模的证券公司“奈特 -加里-布利斯”，将其改名为“蔡氏证券”，积极拓展股票经纪业务，在华人聚集的加州、新泽西和大纽约区设立了许多分公司。
1978 年，眼见熊市无边的蔡志勇决定进军保险业，举牌购入“联合麦迪逊寿险公司”18%的股份，以最大股东身份出任董事长兼CEO。1980年又并购了以邮件推销为主的“受益人寿”和“潘科集团”。
1982 年11月，在 75岁老母亲的支持下，蔡志勇将麦迪逊卖给大名鼎鼎的“美国罐公司”，得到一亿六千二百万现金的同时，受邀出任公司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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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最后的扬帆
“美国罐”之所以“重金+股份”力邀蔡志勇出任主管金融业务的副董事长，归根结底为了实现战略转型。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容器制造业已经沦为夕阳产业，虽然仍为“道琼斯30家成分指数”之一，但这家价值百亿美元的老牌企业市场占有份额已从1971年的33%下滑到1980年的18%。蔡志勇上任后，立即大刀阔斧进行全面、高速转型——他先后卖掉50多个下属企业，买入30家互惠基金、抵押贷款以及其他与金融服务相关的公司。
经过蔡志勇三年艰苦地吞吐、兼并、重组，“美国罐”脱胎换骨，逐渐由一家保守工业企业转变为现代金融服务平台，成为全美规模最大的个人人寿保险销售商、全美排名第二的房屋贷款公司和网点众多的便捷型“金融超市”。
转型完成后，坐上董事长宝座的蔡志勇再次投身自己熟悉的证券行业，携带一只43 亿美元的“共同基金”重回华尔街。
听说“中国蔡”卷土重来，身为挚友的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当天就认购了一百万美元，他说：“我押蔡志勇胜。生活即人，蔡志勇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祝贺他东山再起。”
1984年，“美国罐”的营业额攀升至41亿美元，实现利润一亿美元——这两个数据都是公司前所未有的历史纪录。1986年，蔡志勇一鼓作气，将公司名称和商标作价6亿美元打包出售，公司更名为普利马瑞卡。
一个月后，蔡志勇又以7.5亿美元买下华尔街最古老、最卓著的投行“美邦证券”。收购美邦，蔡志勇表面是为了“开辟新领域”，其实他考虑更多的是普利马瑞卡未来需要庞大的“即时现金流”，用于支撑日益扩展的“金融超市”。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布局严谨的蔡志勇这次又倒在股灾上——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暴跌508.32点，跌幅达22.62%，超过了1929年以来纽约股市跌幅纪录，里根政府“市场自律”理论彻底破灭。
随着1600多家贷款公司和银行的倒闭，蔡志勇刚刚收购的“阳光”美邦迅速变成“黑月” 噩梦，1988年财年亏损9300万美元，普利马瑞卡的股价也由54美元跌至21.75美元。
雪上加霜的是，蔡志勇为掩盖亏损数据指使财务部门“报表造假”的行为被媒体踢爆，致使蔡志勇名声扫地，不得不在1991年离开普利马瑞卡。
两年后，蔡志勇出资2680万美元买下“三角洲人寿年金公司”48% 的股份，五年后卖给“安默集团”，售价1.85 亿美元，至此，蔡志勇彻底退出华尔街。
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时间里，蔡志勇又回到了最初的保险领域，在1993至1997年期间担任Delta Life人寿保险公司的主席，1997年他以大约2亿美元的价格将公司出售。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一直经营自己的蔡氏管理公司，同时也打理蔡氏基金会，进行一些慈善事业。他捐给母校波士顿大学的就超过千万美元，波士顿大学更是将该校最先进的音乐厅以The Tsai Performance Center命名，以纪念这位先进的金融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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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婚姻
蔡志勇结过4次婚，不过4次婚姻都以离婚收场，他有3个孩子，5个孙辈。2006年，他与小布什弟弟的前妻莎朗定婚，后来在2008年取消。
婚约取消时，蔡志勇和莎朗却不是好聚好散，蔡志勇一纸诉状把莎朗告上法庭，要莎朗偿还当时订婚时赠与莎朗的价值24万美元的黄钻婚戒。
莎朗辩称，保留此戒只为保留昔年与蔡志勇夫妻般恩爱的回忆。官司拖而不决，随着蔡志勇的逝世而不了了之。
2008年7月9日，79岁的蔡志勇因心力衰竭在迈阿密棕榈滩的豪宅去世。
回顾1968年，对比他和巴菲特的做法，我们不由想起那句名言：华尔街永远不缺聪明人，只缺聪明的“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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