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原刊于《口述上海 金融改革发展》，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转载时有删节。
作者：钱荣金 来源：《口述上海 金融改革发展》
你知道期货市场“红马甲”的由来吗？
三十年的时光，中国将期货这一“舶来品”从海外市场引入，通过不断地摸索尝试，逐步壮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令世界瞩目。
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对期货一知半解，却怀揣满腔热血披上了“红马甲”，成为国内首批开始从事期货的交易员，他们既是期货市场的拓荒者、见证者，也正用着自己的方式将期货交易的种种传承下去。
直到2006年7月26日，上海期货交易所宣布放弃期货仓单的纸质交易，正式启用电子仓单系统，这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了期货交易的全程电子化。
“红马甲”这个角色，也逐渐淡出了市场的视线。而现在，每一个还在期货行业各个岗位中的曾经的“马甲”，也都变成了行业内前辈级的人物。
为了带大家了解曾经的这段行业历史，今天与大家分享一位昔日“红马甲”的故事。
请往下看：
“钱荣金，1954年生，上海人。曾任上海金源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第一、二届会长和三、四届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会理事，大连商品交易所第一、二届理事会调解委员会主任，郑州商品交易所第一、二届理事会纪律监察委员会主任，上海金融联合会副理事长等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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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市场的推出和成立是一个很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一直以来，它是在不断地“试错”过程中，慢慢成熟起来的。
我作为上海滩第一代期货市场的“红马甲”，对于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一直有着别样的感情。
在我的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那时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只是在进行试点。因此，这样的转型仅有了一个开端，但大部分人仍习惯于计划经济，不知道市场经济究竟是怎么回事。（期乐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ID：qlhclub）
当时凡讲市场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比如“买空”、“卖空”，这些东西都会遭受打击，所以在当时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开始了期货市场的理论探讨，经过时间认证，才有了真正的期货市场。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真正的期货市场推出，应该是在1991年。
还记得那是1984年，为了探索市场经济，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市场经济调研小组，派人到美国和我国台湾去研究市场经济的形成价格的机制。国外有一般小型的市场，后来有批发市场，再后来是高级的机制形式，也就是期货市场，它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中价格体制中一个高级的表现形式。
在期货的字典里，价格是开放的，它是可以时时刻刻变化，谁都可以参与的一个价格，那么，这样的价格自然就有了它的代表性，而且具有公信度。因为，在这么多人作用下的价格，即使存在一点偏离，也会马上得到市场力量的修正。
1991年，李鹏总理批准了试点，这就是早期的批发市场，当时的第一家试点场所是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它可称得上是国内整个期货市场的试点雏形。
1991年12月，深圳成立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这是以中国有色工业总公司为主导而成立的行业性交易所。它与传统的交易方式差不多，被称为“贴拍交易”，就是投资者把自己想要交易的信息贴在黑板上，然后有意向交易的人看到消息后，就上去将这个消息拿下来，觉得合适了，两个人就可以达成交易。成交以后，将这个消息再度贴出去，说明刚才有一个怎样的成交信息，作为下一个投资者的交易指导。对于当时的情况而言，这样的交易方式已经比较开放，比较透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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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计算机结算系统在上海诞生
不过，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期货交易所，真正的期货交易所其实诞生在上海。1992年5月28日，由当时的物资部和上海市政府两家共同组建了上海期货交易所，国内的第一张期货标准合约也在上海期货交易所里诞生。
最为关键的是，中国采用了世界上具有突破性的交易方式：以往期货交易都依靠传统的打手势来进行交易，而上海期货交易所则是用计算机促和成交。
当时，由于大家传统的交易方式都是打手势的，他们就在考虑是否可以通过计算机来进行交易，于是，就专门派了两个人做软件开发。他们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传统观念跟创新理念之间的矛盾，由于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人们只知道国家定价，市场怎么可以制造价格？这是一种传统的计划思想跟创新市场的思想对撞。所以，软件开发工作一路上都很艰难。在当时，一台计算机的价格相当惊人，不过，当时的物资部和上海市政府还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启动开发工作的时候，一台小型计算机马上到位。在经过几个月的连夜奋战后，由国内自主研发的计算机结算系统出炉。由此也打开了世界上用计算机自动促和成交的历史。
目前，除了个别的传统地方还保留一部分的打手势交易外，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都已通过计算机来进行交易。
如今，位于上海期货大厦四楼的期货博物馆内，当初的第一台计算机成交系统已成为珍贵的展示品。走在期货博物馆的长廊中，每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背后，都有着属于它的一段故事。
比如，铅上市的时候，专门做的铅字印刷纪念品；燃料油上市的时候，做的内部装有燃料油的船模型……除此之外，比较具有纪念意义的就是锣，每一个期货新品种上市首日，早上9点整都会举行敲锣开市的仪式。每一个锣上，都可以看到它相对应的品种、它的上市年份等重要信息。以前用的都是小锣，这两年上市品种的开市锣，尺寸都要更大一些，放锣的架子尺寸也跟着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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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红马甲同时接听四部电话
在中国的期货市场上，我算得上是上海滩的第一代红马甲。这个身份，还得从我与期货市场的渊源说起。
当年，我原本在计划经济内的同业有色金属公司物资供销部门工作，专门负责物资供应。期货交易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形式，所以，在深圳交易所成立后，集团公司派我去进行红马甲培训，由于这一次培训经理，也让我有幸加入到上海有色金属交易所的筹建。那时的我，刚30出头。
在上海，第一代红马甲共有109人。但仅在两年后，红马甲人数迅速下滑至20人。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市场交易品种鱼龙混杂、有好有坏，也有自然淘汰，甚至有出事品种。期货市场存在杠杆，如果来不及强制平仓，你不仅把自己本钱赔掉，还要赔一块。以前有人开玩笑地说，期货交易输了以后连裤子都穿不上。实际上还不止，可能还会有负资产。大多数实实在在做事的人都能够留下来，有一些人发了财，离开了市场，更多的人，则是因为亏损被扫地出门了。
在我经历的年代，红马甲就是参加交易的交易员，而且每个人的马甲上都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也代表他们加入交易所的会员号。比如说，我当时在交易所里的会员号是025，我穿着的马甲的背面就标有“025”的字样。每个操作人员也都拥有一台计算机工作台，工作台上也标有这个相同的编号，所以，在当时的市场交易所里，除了听到打电话的声音外，基本听不见其他声音。
在我的记忆里，一开始交易量并不算大，而坐在交易大厅里的每一个“红马甲”都代表一家公司，什么活都要干。后来随着交易量越来越大，“红马甲”就变成交易所内的一个岗位，再后来就成了一个部门。
记得当时交易最活跃的时候，我们“红马甲”一般8点钟进场，进场后就跟各自的客户打电话。当天的交易指令，客户都是通过电话打进来的。我们在问客户交易指令的同时，还要给他们介绍前一天的交易情况。交易开始后，有时一个“红马甲”会拿两三个、甚至三四个电话。左右脸颊各夹一部电话，手里还拿着一部电话，桌上再放一台接起的电话，就这样一直忙到交易结束。
当时交易时间是9点到11点半，中间有一段休息时间。不过，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并没有午休时间，因为有很多场外的投资者并不知道交易内部的情况，因此，会不断地有电话打过来询问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随意往嘴里塞上两三口饭，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半开盘，同样的交易状态延续到下午3点钟。交易结束后，每一个“红马甲”还要对当天的交易情况进行分析，制成简单的交易分析报告交给客户。之后，还有清算工作，如果当日有亏损，必须赶在当日下午4点银行关门前，将资金转账至交易所，如果资金没有及时到位，交易所就有可能进行强制平仓。
就是这样，从交易、接受指令、清算、与交易所清算、划拨资金，我们这批在期货交易所的“红马甲”，必须在每一个交易日内逐一完成上述项目，直到4点之后，没有交易错误，才可以安心地喘上一口气，喝上一口茶。晚饭之后，我们还会互相交流当天的市场交易情况，分析行情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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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期货同业公会前身为上海铜俱乐部
在我看来，期货具有它的独特价值，因此，这20多年来，我一直将期货视为我最重要的事业，直到现在，我依然坚守着这份事业。
上海期货同业公会的前身是上海铜俱乐部。实际上，早在1997年，不少业内人士就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由于市场低迷，大家觉得一个人、一个公司的声音太小，于是就想成立一个协会。但在当时不允许成立协会，所以，自发组织的上海铜俱乐部应运而生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七家公司定期举行活动，那时候主要是研判一些行情分析，另外也想通过这个共同的声音向外部投资者传播一些观点。
直到2000年12月30日，中国期货业协会成立，那时候，我和不少从业人员认为，是时候成立上海期货协会了。但文件又下来了，规定称：全国只能设立期货业协会，各地不允许设立分会。2003年，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市社会工作委员会，鼓励民间组织的设立。我们抓住机会成立了“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在上海的行业组织。
与期货市场结缘24年，我一直很感慨，与中国期货市场“相依相恋”了整整24年，对于它的情感溢于言表。如今的我虽然未处在期货第一线，但依然能够为我热爱的期货行业奔忙服务，看着中国期货业的健康发展，是我感到最愉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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