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新年伊始，中国就迎来了第一个国宾级的商务客人—美国商务部部长埃文斯。但与埃文斯同期到达中国的另一批美国客人—美国大豆贸易代表团，尽管行程低调，但因外界猜测是为大豆危机公关而来，因此吸引了中国财经媒体更多地关注和热情。
《中国经济周刊》全程跟踪采访了美国大豆代表团的媒体公关活动。出乎意料的是，原本一场处于被动地位的危机公关，被美国人顺水推舟，变成了一堂鲜活的国际游戏规则“解剖课”。对于目前正豪情满怀、甚至理直气壮要“争夺”国际定价权的中国人而言，课后感觉两个字—汗颜。
美国大豆贸易代表团在中国的两场媒体见面会，从公关效果看，称得上是大获全胜。因为它揭开了长期萦绕在国人心中的一团迷雾—中国缘何成了国际大豆市场上的“冤大头”；同时一定程度上还消除了国人一直迁怒于美国“操纵市场”的怨恨。
至此，中国人似乎终于明白了，作为全球大豆需求第一大国，中国之所以不能参与或分享国际定价权，根源在于没有“打好”自己手中的“需求牌”、“数据牌”；如果我们还继续以“南美种大豆、美国卖大豆、中国买大豆”的不平衡心态，一味指责美国为何成为大豆贸易唯一赢家，那么，这种狭隘的民族化情绪可能将正处于WTO后过渡期的中国引入歧途。
一、姗姗来迟的大豆危机公关
2005年1月12日，北京长城饭店。美国大豆协会、美国大豆基金会与中国数家主流媒体的见面会，在此举行。
“美国大豆代表团此次中国之行，不论是召开研讨会，还是媒体见面会，都属于美国大豆行业民间机构的非政府公关活动，”国内某期货界人士分析说，“因为近两年的中美大豆贸易存在诸多摩擦，更有2004年的中国大豆危机。在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大豆加工企业和中国媒体人看来，中国不仅是中美大豆贸易中的受害者，而且是美方‘人为因素’导致的受害者。”
该人士的判断被随后的两场媒体见面会所证实。面对代表美国大豆行业利益的代表团，自2003年以来一直困扰中国人的、甚至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解不开的“大豆情结”，终于有了宣泄的机会。面对“中国为何以最高价购买美国大豆”、“中国是全球最大大豆消费国，为何没有定价权”、“美国农业部公布的市场供需数据为何不准”、“数据有无人为操纵因素”等诸多质疑，原本一场普通的媒体见面会，变成了一场解释和答疑专场会。
二、大豆贸易—中方“委屈”、美方“冤屈”
“中美双方之所以召开这次研讨会，背景就是2004年发生的大豆危机，”受邀出席媒体见面会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下称中国土畜商会)会长曹绪岷（注：现任会长为边振瑚先生）介绍说，“在大豆国际贸易中，尽管中国在近9年的时间里，已跃居为世界最大进口国，同时也是美国第一大买主，但在国际贸易这个大舞台上，中国依然是个年轻的参与者，对整个国际贸易的规则、特别是对如何利用游戏规则保护自己还不熟悉。”
回忆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2004年上半年的中美大豆贸易，围绕CBOT的大豆期货行情和中国大豆加工业的相关报道中，“国际基金高位狩猎中国”、“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多花费数亿元人民币”、“美国农业部和大豆协会提供虚假数据”等说法，一直流传于业内。
而与这些传言并存的事实是，CBOT的大豆期货价格以及以它为定价参考值的大豆国际贸易市场的现货价格，涨跌变化出现了令人不解的某些“规律性”。如美国大豆收获季节到来之前，市场上就会有“利多”消息，从而CBOT大豆价格上升；中国大豆采购团的每一次购买，CBOT价格也涨；而美国大豆销售季节之后，市场上又会出现“利空”消息，价格走低。而国际大豆市场上，各方最依赖的“参考消息”是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包括大豆产区、产量和各方需求等数据。
在此背景下，中国从美国的大豆进口几乎一致维持“高价采购”的特点。直至2004年上半年，大豆行情突变，中国大豆加工业纷纷减产或停产，但仍未能避免全行业亏损的命运，最终发生“中国大豆危机”。
面对中国大豆买家的“不幸遭遇”，国内期货界、大豆行业以及媒体认为，是国际投机基金在CBOT上狂炒“中国因素”之所为，而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失真数据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对上述观点，也有不少人认为美国人“冤枉”。因为，美国农业部数据的权威性是全球公认的，而真实是权威的首要因素。显然美农业部不可能拿其权威性作代价，换取眼前利益。
对于中美大豆贸易摩擦，两国政府领导人也多次谈及。如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曾说过，中美贸易对于中国而言，决不仅限于“坐着飞机吃大豆”；美国总统布什两次访华中，也都提及大豆贸易。
但贸易问题尽管涉及国家间的经济外交，但归根结底更是个市场问题。摩擦、危机、质疑以及公平与否，市场上的利益相关者更有发言权。
终于，2005年新年伊始，美方派出了由代表美国大豆利益的相关机构及其总裁、会长等重量级的人物组成的代表团，前来中国“拜会”。
三、国际大豆价格被操纵了吗
美方代表团在研讨会召开日之前提前到达北京，并主动约见了在京的几大主流媒体。他们准备了详细的有关美国大豆的生产、质量及贸易的资料，表示“美国大豆农户承诺通过提供高品质和有价格竞争力的美国大豆来保证中国用户获得成功。”最初的媒体见面会似乎更像是美国推销其大豆的“推介会”。
但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显然不满足于被动的接受对方“推介”。更何况，对于探寻中美大豆贸易摩擦背后的真实原因、解开中国为何高价购买美国大豆、美国农业部到底有无人为“操纵嫌疑”等“迷雾”，这是一个难得的、不容错过的机会。
“近两年来，大豆已成了很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大豆加工企业解不开的‘情结’。面对‘南美种大豆、美国卖大豆、中国买大豆’的现实，拥有国际定价权的美国，成了最大、甚至是唯一的赢家。美方了解中国人因此而产生的情绪吗？”媒体见面会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出了这一看似不礼貌、但又不能回避的话题。
对方并未感觉意外。CBOT总裁伯尼.丹回答说：“几个月前在我对中国的某次访问中，曾就此话题与中国土畜进出口商会进行过交流。当时我详细向对方介绍了大豆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风险管理对冲方式，并谈到如何让用户了解市场，教会用户如何使用市场。无论是什么样的情绪或什么样的感觉，主要原因还是宣传、教育的问题。”
他所说的宣传和教育，就是中国人经常讲的投资者教育。包括告诉用户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如何使用市场，如何把市场运作和使用市场的方法结合到每一个交易者的具体操作行为中等等。
“任何环节出现差错的话，都会带来市场参与者的怀疑和关注。但这归根到底是教育问题，而不是市场模式或者是监控市场模式的问题，因为市场模式和市场监控模式已经在过去的157年当中得到了验证，证明了其可信度。”
那么，2004年上半年先创下近30年价格新高、后又迅即狂跌50%的CBOT大豆期货价格，是否是国际投机基金操纵的结果？
伯尼.丹回应说，去年的高价格是一个典型的市场供求案例，上涨是因为中国需求增加，后来下跌是因为供给方面发生了骤变：与原来预测不同的是，美国大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大丰收。
“国际投机基金没有操纵CBOT大豆价格，”他肯定地说。目前在CBOT的农产品交易中，60%属于套期保值，投机型交易约占30%。正是这两种交易的组合，成为价格形成的公开平台。为避免投机型交易者的操纵行为，交易所采取了控制其交易仓位的措施，并每天通过自律机制进行监控。除此之外，CFTC(美国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也对交易进行监控，如交易所定期把大宗交易汇报给政府部门。
对此解释，《中国经济周刊》又咨询了国内期货界人士，他们基本同意伯尼.丹的说法。如国内某期货公司负责人解释说，期货市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对现货市场的价格变动因素发挥放大效应，可以几倍、甚至数十倍的放大。所以，中国近年来迅速增长的大豆加工能力和大豆需求量，使“中国买家”成了左右国际期货市场的重要因素，并为国际炒家利用和发挥到了极致。
对于2004年大豆为何创出历史价格新高，美国大豆协会的Paul Burke还介绍了一个他自认为“不知能否回答这一问题的情况”。那就是2003年底，中国大豆进口商代表团到芝加哥去访问，其中就有很多美国大豆的大买主。“看到有这么多的买主来到芝加哥市场，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同时，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这么多重要的买主都出现在市场，给市场带来了一些短期看好的情绪，并造成短期价格的上涨。”
其实，他所说的就是中国大豆采购团声势浩大的“集体采购”。鉴于采购团当时将采购时间、地点、数量等“商业机密”公布与众，被国内媒体指责为“无知”、“愚昧”。
但除了中国需求因素外，CBOT总裁伯尼.丹也承认，后来美国产量“出乎预料”的大丰收，直接导致了国际大豆价格的狂跌，正是这一跌最终“成就”了中国大豆危机的爆发。
那么，美国农业部最初公布的2004年的美国大豆产量预测，为何与后来的实际产量相差如此悬殊？即一个后来事实上的增产年，事先却预测为减产年？
四、美国农业部数据为何失真
其实，关于美国农业部公布数据不准的说法和怀疑，早在国内期货界盛传。基本观点是，根据美国大豆销售季节“调整”产量预测。
如美国大豆上市之前的2003年9月份，美国农业部大幅调低美国的大豆产量，国际大豆价格随之出现了反季节性的大幅上涨，于是美国大豆“买了个好价钱”；而到了2004年的5月份，美国大豆基本售罄进入销售淡季，南美大豆进入销售旺季，但此时美国农业部又发布报告说，2004/05年度世界大豆大幅增加，结果引发了国际大豆价格大跳水。不仅南美大豆销售遭受影响，中国企业也遭受重创。
由于中国企业是这次国际大豆市场中风云突变中的受害者，所以来自中国方面的分析和判断，难免片面、甚至是偏激。因此，美国方面的解释显得十分必要。
此次美国大豆访华团的代表中，美国大豆协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沈士奇先生，正好以前有过美国农业部工作的经历。
对于“美国农业部有没有提供虚假信息”的提问，他首先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农业部定期对外公布的信息，一直是美国国内交易所和世界各国主要进口商重要的参考依据，其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而数据的权威性，首先取决于其准确性。其次，他详细介绍了美国农业部相关数据的预测和公布流程。
他介绍说，其实这些数据并非美国农业部自己预测的，而是邀请外来人士完成的，这些人都属于专家，而非官员。而且这些人自身和预测的结果之间，不能有任何经济利益或者是商业利益上的联系。预测所用手段很多，也很科学，如利用卫星遥测手段和人工统计等，对大豆的产区、分区、产量和收获量等进行统计。在预测报告正式确定之前，他们处于封闭环境中，不能和外部的任何人进行交流。
“如此多规定，目的就是保证预测过程的公正、客观和透明，”史蒂夫.沈士奇先生说。
但他同时承认，“当然，预测往往是不正确的，预测也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不是过高就是过低。”
对此解释，《中国经济周刊》也采访了国内期货界人士的看法。对于美方所说的“程序”，大家都认同；但对预测结果“不完美”的原因，则持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预测不准可以理解，但持相反观点的人依然坚持是“人为”因素所致。
某研究人员就“举例”说，现在美国农业部就又在“故伎重演”，开始寻找新的炒作题材，力图“扭转”连续下跌半年来的大豆行情，保证美国大豆继续“卖个好价钱”。
如2004年8月，美国农业部月度报告意外调低美国大豆产量数据，原因是预测美国要发生早霜，大豆价格止跌回升；2004年11月份，美国大豆的上市季节来临，全美大豆收割完成了87%，路易斯安那州更完成95%。美国农业部又打出了“大豆锈病牌”，正式发布消息说，“已证实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两块测试田里发现大豆锈病，这种检测结果令人关切”；随后又说，路易斯安那州三个地方以及密西西比一处检测大豆锈菌病作物结果呈阳性，同时美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测中心，也声明从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采集的样品中，锈菌病检测呈阳性等等。
在此类消息刺激下，CBOT大豆价格摆脱半年多的下跌趋势，重新开始反弹行情。
“从国际市场竞争角度看，美国农业部的这种做法无可指责，因为作为政府，利用市场游戏规则保护本国农民利益，天经地义。”，国内市场人士评价说。
对于美国农业部聘请“外脑”预测农产品产量、需求量等数据的做法，该人士认为是“高招”。“从追究责任角度说，谁预测谁负责。所以美国农业部只管发布，对准确与否没有直接责任，更可避免人为操纵等嫌疑”。
因此他建议，中国政府也可以借鉴美国农业部的这种“市场化路子”，很多关系国际市场、国际贸易的基础数字统计，“外包”给市场性机构或公司。
据了解，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初步确定，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承担大豆行业的产供求等统计和发布。(具体内容见后面文章“‘中国数字’依然难产”)
五、国际定价权不是“争夺”来的——中国为何不打自己的“数据牌”
就在国内各方、包括媒体纷纷就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真实性而进行怀疑和指责之时，国内也有人发出了不同声音：商场就是战场，贸易就是和平时期的国际战争，“兵不厌诈”古今中外通用，在合法范围内争取和保护自己利益，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
市场价格从来都是由供给和需求双方因素决定的。中国作为全球大豆第一大进口国和需求国，完全“有资格”发挥自己的“需求方”影响力，左右市场价格；目前之所以被动接受由美国单方面主导的国际价格，原因在于我们缺少必要的“手段”，即利用市场游戏规则，打出中国自己的“需求牌”和“数据牌”。
事实上， “需求牌”、“数据牌”目前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市场市场价格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如美国CBOT的大豆价格、NYMEX(纽约商业交易所)的石油价格，LME(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价格，这些全球定价中心的每一种商品价格的未来走势，都将“中国需求”、“中国因素”列为首选因素之列。中国需求量的每一次细小变动，都会导致这些国际定价中心价格的“上蹿下跳”。
“但可悲的是，这些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体现中国影响力、实现中国参与国际定价权梦想的中国数字，大多不是来源于中国自己的正式发布渠道，而是由其他国家或机构统计发布的。结果，中国‘数据牌’成了其他国家和投机者打击中国的武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期货界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如目前对于中国大豆需求量、进口量、库存、产量等基础数据，中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统计口径和发布渠道，更找不到权威的、全面的数字；而美国农业部和大豆协会，每周、每月定期向全球公开发布行业报告，不仅公布美国本国数字，还有全球主要产区和需求地的数字。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自己都没有的大豆需求量、产量和库存等数字，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大豆协会统统都有，并成为中国大豆加工企业主要的参考依据。更有中国企业抱怨，他们如果想向国内海关部门了解大豆进口的有关信息和数据，必须花钱来买。
“国内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为了蝇头小利而互相封锁消息；而美国则大方的免费向全球提供一切数据。结果可想而知，不仅中国企业、甚至是全球市场都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上述期货界人士评价说。
这也许正是2004年中国大豆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但反观国内反应，对于危机的反思除了对美国的指责外，更多集中在了对于国际定价权的讨论上。“争夺国际定价权”几乎成了2004年中国财经媒体的热门话题。即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大豆需求国，必须改变目前由美国单方面制定国际价格的现状，中国也应该拥有部分国际定价权。
“中国媒体对于国际定价权过于敏感，把一个市场话题政治化，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受邀出席美方媒体见面会的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国际定价权不是可以争夺就能得到的，它是市场自然形成的。如果你的市场做得够规模，市场份额够大，那你自然就是国际市场，就是定价中心，市场参与者也会认可你。但是如果不做市场，永远也成不了中心。”
因此，他认为，目前CBOT大豆交易的历史、规模、规范和市场认可度等都是世界一流的，成为国际定价中心是市场的必然选择。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豆期货尽管发展得不错，但何时能为为国际定价中心，仍需要一个发展过程，需要国际市场参与者的选择和认可。
“其实，中国对于国际定价权的期待，并非痴人说梦。”前述期货界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市场炒作的就是信息，尤其是数据信息。因此，中国参与国际市场定价权的漫漫长路，可以从启动和掌控市场数据发布权开始。连国际炒家都一本正经地将中国因素作为其炒作题材，国内相关部门却对手中拥有的‘武器’视而不见。”
六、“中国数字”依然难产
“信息不对称、过于依赖美国农业部预测数据，而该数据又往往不准确，这是导致中国企业吃亏、直至发生大豆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曹绪岷会长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但既然美国农业部数字不准确，中国企业为何还要以此为判断依据？曹会长回答“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数字。”
不过，好消息是，目前由该协会正式启动的数据统计系统，有望解决这一困境。但坏消息是，因为工程费用完全来源于协会会费收入，协会财力有限，所以，数据发布实行“有偿性”，即只对会员公开。
如果“中国数字”因为费用问题而自我限制，无疑于是中国对自身国际影响力的“自杀”行为。
七、美国人提醒：迷信单一数字是“商业大忌”
在美方代表团召开媒体见面会的最后一刻，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曹绪岷会长才出现。曹会长的出现令在场的国内媒体颇感意外，因为作为美方的专场媒体见面会，最初的人员安排中没有中方代表的名字。另外，即使曹会长要出面，也应该是在第一天，即出席美国大豆协会和大豆基金会的见面会，而不是CBOT的见面会。
“邀请曹会长出席，是临时决定。而曹会长也是在我们极力要求下才答应的，”媒体见面会的组织者透露说。
会后媒体私下分析说，也许是因为面对中国媒体“不留情面”的质疑和追问，美方认为有必要请中方代表出面，表明中方“看法”。
曹会长一出场，首先表示，2004年的大豆危机已经过去，已不是什么新话题。当时媒体炒得一塌糊涂，但现在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不值得炒作了。目前重要的是如何总结危机产生的原因，如何进一步加强我们行业的锻炼，提升行业的解决危机能力。
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他的分析是，目前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大部分都是根据美国农业部每年发布的市场信息和预测，作出采购计划和决定。“但美国农业部的预测往往不是很准确，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就难以做出正确判断。这种信息不对称，是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不仅大豆，其他农产品也存在同样问题，”曹会长说。
但对于中国企业对美国农业部数字的依赖，美国大豆协会的雷天龙先生评价说，对于任何一家美国的大豆加工企业来说，他们绝不会仅仅依赖于美国农业部提供的预测报告。一家美国加工企业可能平均拥有4-5个专门的咨询机构，分别就合同事宜、中国和拉美地区的当年收成等向他们寻求咨询意见。甚至很多美国公司还拥有专用的气象服务，而不仅仅享受政府提供的气象预报。所以在美国市场上有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而影响市场的因素本来就很多。
“对于中国企业和进口商而言，美国大豆协会只是个桥梁。如果希望得到最全面的信息，最好的方式还是直接进入美国市场中，包括现货市场和芝加哥期货市场，就像日本、台湾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企业那样。”他建议说，“而一旦直接进入美国市场，中国的进口商就会对美国的市场、美国的系统、美国信息的可靠性等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些方面做到了，那么关于美国农业部数据准不准等很多疑虑就自然而然消失了。”他说。
八、“中国数字”有望问世
既然美国农业部的预测数字不可信，中国企业为何还要坚持采用？“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数据，”曹会长回答说。
那么，中国农业部为何不能像美国农业部那样，定期向国内外市场发布预测数字？“对其他机构我没有权力评价，”曹会长说。
曹会长在提供了一连串的无奈回答之后，还是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最近，国务院已经授权土畜商会，承担美国农业部发布大豆产供销等相关信息的职能。
“我们商会目前已经开始正式准备工作。”曹会长透露说。
不过，目前的数字搜集工作难度很大。如中国大豆的年产量，从没有一个机构真正全面深入地调查过：中国大豆耕地有多少，农民播种面积有多少，有没有自然灾害等。不仅每个省都要调查，还要一个村一个村的调查。
需求量和购买量的统计，难度更大。美国的做法是，贸易商购买大豆、签订合同的数量，都必须向美国贸易部如实报告。而美国贸易局也会定期发布统计数据，如今年签了多少、几月份交货等。但中国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形成制度化。
曹会长还介绍，该系统目前实行会员制，即自愿加入的方式，“目前已有会员100多家”。
会员制，意味着数据系统只对会员开放，而不是向全社会、全球免费和公开发布。原因是“因为土畜协会目前所有费用都来自于会费收入，数据开发系统财力有限，”曹会长说。
九、中国“数字牌”会因“财”夭折吗
与中国行业协会的费用来源不同的是，美国大豆协会的费用来源有两大部分，即直接来源于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大豆基金会。
美国农业部的资助显然来自政府财政收入，但大豆基金会的费用来自何处？“来自大豆销售价格提成，”美国大豆协会主席尼尔.布雷迪霍福特说。
在美国，规定每蒲式耳销售价格的0.5%要上交给美国大豆基金会，作为强制性缴款，每年征缴的基金超过8000万美元。这些资金的用途选择，以帮助提高大豆种植的效率、可行性和盈利率等为目标。其中很多用途都是直接服务于国际客户的项目，为全球购买美国大豆的客户服务。所以，美国大豆种植农户为自身利益，也做了大量的投资。
如早在1982年，美国大豆协会就在北京成立了代表处，目前的工作人员已达19名。现在又在上海开设了第二个代表处。各地分支机构和人员配备的费用来源，都来自美国大豆基金会的基金和农业部的资助。
某种意义说，美国大豆协会等作为行业代表，能够为争取和维护美国大豆种植者利益而不遗余力，除其令人钦佩和叹服的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外，还有其背后强大的财力支持，
对比之下，中国土畜商会所有费用仅限于会员会费，因此资金来源渠道少、数量更有限。在此有限的财力情况下，商会承担行业协会的服务职能都受限。现在，中国政府将开发大豆数据系统的职能确定给商会，但商会现有财力水平下能真正承担起来吗？即使在美国，该职能也是由享受政府财政预算的农业部承担的。
一个多方期待的、寄希望于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提供参考依据的、并借此发挥中国因素对国际市场影响力、从而“参与”国际定价权的中国“数据牌”，会否因“仅供内部参考”而丧失其国际贸易舞台上的身影？
其实，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之所以能“左右”国际市场，首先是因为其免费向全球公开发布。如果“中国数字”因为费用问题而自我限制，无疑于是中国对自身国际影响力的“自杀”行为。激情满怀要参与国际定价权的宏大志向，又从何谈起？
十、资料：“大豆危机”事件回放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作出重大调整，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于是，CBOT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时的最低点约540美分，一路上涨到2004年4月初的约1060美分，创下近30年来新高。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价格从每吨23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
中国压榨企业在恐慌心理支配下，纷纷加大采购力度。2004年初，在美国“抢购”了800多万吨大豆，折合平均价格在人民币4300元/吨的高价。
但随后，2004年4月开始，国际大豆价格快速回落，跌幅近50%。国内大豆加工由原先的赢利变为全行业亏损。
面对如此价差，国内部分加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无奈采取了违约行为，放弃原先在高价位签订的采购合同和定金。即所谓的“洗船”事件。
对此，美方采取的措施包括：一些大的国际大豆供应商起诉中国进口商毁约，索赔金额估计高达60亿元左右；国际粮商联合抵制中国民营企业，除一部分他们参股的中国企业外，对其他中国进口商不再报价；这些供应商联合修改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合同文本，修改后的合同条款对中国进口商更为不利。目前为止，纠纷依然未果。
文章来源：厦门禾牧商贸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