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从海顿手中，接过莫扎特的灵魂

波恩的音乐家

那是1770年12月月中的一天，当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在德国波恩出生时（他的受洗日是当月17日），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弗里德里希（Maximilian Friedrich）已统治其领地将近十年。他被认为是当时具有仁德的统治者。

虽然，这些仅是有趣的历史细节，但当我们将讲述对象聚焦于“维也纳三杰”之一时，这些信息也许并非毫无意义。贝多芬当然无法预料，他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降生，将成为音乐史上的动人一笔。

波恩城市景观，洛伦兹·扬沙（Lorenz Janscha，1749—1812）所绘水彩画

马克西米利安·弗里德里希是一位极具仁德的君主。但当他即位时，必须继承的还有沉重的负担：前朝国库严重亏空，给新继任者的臣民们留下了最初的负面印象。他必须节俭。一首短诗体现了那时的民意：

克莱门斯·奥古斯特3

让人们拥有蓝与白，

人们的生活仿佛置身天堂；

马克西米利安·弗里德里希让

人们背负红与黑，  

饥饿的人们如同身陷绝境。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马克西米利安·弗里德里希凭借其人格魅力平衡了矛盾，极富才干的官员们也让波恩财政迅速复苏。

科隆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在选举日，欢快地回应法兰克福市民的热情

对于贝多芬一家来说，这位选帝侯并非仅是君主，更是他们重要的直接“雇主”。与贝多芬同名的作曲家祖父就曾任宫廷乐长。他的儿子约翰（Johann van Beethoven），即贝多芬的父亲，曾在选帝侯合唱团中完成了他从男童高音到男高音的整个“职业生涯”。

当慈爱的祖父去世时，我们的作曲家只有3岁，整个家庭因“乐队长”的离世一落千丈——后来，约翰·范·贝多芬开始依赖酒精，但这个家庭同时有了一个新目标：因显露出惊人天赋，小贝多芬必须接受音乐教育。

在那些年间，音乐界的理想目标是莫扎特：那是一个关于神童的故事，他的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Leopold Mozart）带着他，或更确切地说带着两位神童1环游半个欧洲，享受殊荣。这启发了波恩的这位唱诗班歌者：虽自身已经前途无望，但他的儿子或许能有所作为。

位于波恩的贝多芬出生之地

贝多芬开始作曲的时间已不可考，关于他第一次公开演出的记录，是于他8岁之时，当时的报纸广告这样写道：

今天是1778年的3月26日。在斯泰恩巷（Sternengasse）的学院音乐厅，选帝侯宫廷男高音贝多芬先生荣幸地为您介绍两位他的学生：女高音艾薇多克（Averdonc）女士及贝多芬先生6岁的儿子。我们会先为您献上多首咏叹调唱段，随后是钢琴协奏曲和三重奏表演。能为尊贵的诸位表演令贝多芬先生深感荣幸，这两位已经在宫廷中表演过的乐者，将为您奉上精彩演出。

音乐会定于下午5点开始，非会员的先生和女士们需多支付1古尔登。

您可以在学院音乐厅或克拉伦先生（Herr Claren）处购买演出票。

当时的动机已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五年后诞生的三部奏鸣曲封面上，贝多芬的年龄依旧少写了两岁，正如上面那份音乐会宣传单一样。直至生命终结，贝多芬都认为自己出生于1772年。

少年天才的第一场音乐会

这些新创作的奏鸣曲完全是为了献给统治者，我们称它们为《为选帝侯而作的奏鸣曲》（Kurfürstensonaten）。其中引人入胜的序曲已显露出他日后的作品风格。

《为选帝侯而作的奏鸣曲》

降E大调奏鸣曲、f小调奏鸣曲、D大调奏鸣曲 

于1783年出版，

献给马克西米利安·弗里德里希大主教。

当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初次问世时，他只有13岁。

为保持儿子的“神童”形象，贝多芬的父亲与出版商将他的年龄写小了两岁。这在乐谱封面上一目了然：“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作曲，11岁。”

这三首奏鸣曲是为了献给他的君主：科隆的马克西米利安·弗里德里希大主教。三部作品于1783年问世，如果用心观察会发现，这些作品中的一些细节，在这位大师日后的作品中会再次出现。

贝多芬f小调奏鸣曲（WoO 471 No. 2）因其洗练的小广板（Larghetto）引子部分，常让人们将它与《悲怆》奏鸣曲（Pathétique）一起讨论。这些创作于早年的作品让贝多芬终身受益。后世也十分重视他少年时期的作品。虽然在维也纳完成第一钢琴三重奏（Op. 1）后，贝多芬才开始使用作品编号，但在他日后的许多作品中，依旧可以看到源自波恩少年时期作品的灵感。

具有传奇性的是，《费德里奥》（Fidelio）终曲那救赎主题（Erlösungsthema）般脍炙人口的旋律，早在1790年为约瑟夫二世辞世所作的康塔塔中已惊鸿一现。

《为选帝侯而作的奏鸣曲》乐谱封面

即使是使用作品号最早的两套作品，依旧有贝多芬对其波恩时代作品的借鉴。在以Op. 2为编号的贝多芬第一至第三钢琴奏鸣曲中，其主题材料（Themenmaterial）取自1785年的钢琴四重奏（WoO 36）中的一个乐段。

无论是f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中的“柔板”（Adagio），还是C大调第三钢琴奏鸣曲中“有活力的快板”（Allegro con brio），其中都包含了许久之前已创作出的音乐素材，作曲家从往日记忆中披沙拣金，将其挑选出来并再次加工。

少年天才

如果我们以今日的视角，将贝多芬此后创作的32首奏鸣曲都与他波恩时期的早期作品进行勾连，未免会显得过于牵强。那些选帝侯都城中的音乐行家也很快意识到，波恩的氛围也许并不适合这位具有非凡才华的天才少年。

贝多芬父亲的家庭音乐教育很快被克里斯蒂安·尼弗（Christian Gottlob Neefe，1748—1798）的专业课程所取代，同时这位前任乐长的孙子在宫廷中取得了一个与管风琴有关的职位。

作为波恩乐团里的年轻乐者，任中提琴手的贝多芬常要与当时流行的音乐戏剧打交道，虽然许多作品在大众视野中的音乐生命仅如昙花一现。

人们演奏包括当时流行的谐歌剧（Opera buffa）、喜歌剧（Opéra Comique）和德国的歌唱剧（Singspiel）——这使贝多芬有机会接触到许多重要作品，如莫扎特的《后宫诱逃》（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

波恩时期，贝多芬在宫廷乐队中所使用的中提琴

除去供职于选帝侯乐庭中的日常工作，身在故乡的贝多芬依旧拥有自己的私人音乐生活。在波恩，他学习到关于家庭音乐会的礼仪，这对他日后在维也纳初获成功大有益处。

尼弗先生的课程为贝多芬打下了坚实的作曲、文化史基础，学习内容包括曼海姆乐派（Mannheimer Schule）的艺术、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的钢琴作品，还有其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对位法——这意味着，从理论到实践，年轻的贝多芬不仅学习到当时最主流的风格流派，同时也涉猎了名垂乐史的经典内容。

在当时，被人们称作约翰·塞巴斯蒂安的“老”巴赫，很久以来已仅见于书牍，他的音乐也只受专业人士关注。那时引领音乐市场的是“老”巴赫的儿子们：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和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Johann Christian Bach），他们同是维也纳乐派（Wiener Klassik）的重要成员，这一流派更是由贝多芬在日后推向顶峰。

尼弗先生不仅让19岁的贝多芬进入大学深造，同时也教授当时的文学、哲学内容——让这位拥有自由灵魂的年轻人羽翼丰满、振翅长空，让他在日后能化身为另一位充满激情的年轻席勒，成为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理想的拥护者。“自由、平等、博爱”，大革命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并非只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乐章中才宣之于世。

同样在这些年间，贝多芬始终保持着独立判断的美德：他从不相信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也绝不偏听轻信、妄下评断。

贝多芬与他的老师尼弗一起完成了卡尔·冯·迪特斯多夫（August Carl Ditters von Dittersdorf）歌唱剧《红头巾》1（Das rote Käppchen）的波恩首演。1788年这部作品创作于维也纳，一经面世便大获成功。

四年之后，当贝多芬打点行囊准备启程前往帝国首都时，这部剧在波恩被搬上舞台。剧中的歌曲旋律很快成为人们口中的流行小调，传唱于街头巷尾，并被改编成室内乐进行演奏。这大概类似于日后通过广播或唱片传播，只是身处18世纪晚期的人们必须自己演奏乐曲。

当时，大多数人家中都拥有乐器，许多人都有钢琴，人们会用它演奏最新的“热门”乐曲：那是指用时下最流行的音乐主题谱写的变奏曲。这两位作曲家——作为教师的尼弗与学生贝多芬，共同创作了《红头巾》的变奏曲。在得到迪特斯多夫的肯定后，贝多芬开始了一系列变奏曲的创作；这部作品同时也如同一座桥梁，展现出其与维也纳音乐传统更多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位作曲家选取的乐曲：尼弗创作了以“美味的早餐”为主题的变奏曲，而当时正值21岁的贝多芬则选择创作了以抒情小调“从前有个老人”为主题的变奏曲（见于以WoO 66编号的变奏曲）。

这一系列的变奏曲不仅非常受欢迎，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名望，作为青年作曲家、钢琴家的贝多芬对此了然于胸。他手持淬炼而成的艺术武器，踏上前往维也纳的征程，囊中之“物”奇货可居。

作为对贝多芬一生极为了解的忠实学生，卡尔·车尔尼（Carl Czerny）这样评价老师早年所作的《黎基尼变奏曲》：“这部创作于贝多芬青年时代（1792年）并被带去维也纳的变奏曲，不仅是贝多芬作为一位出色演奏者的证明，也展示了他所具备的独特才华：他不仅能将主题进行全新诠释，还能以此为基础创作出旋律和绚烂的乐段。今日的钢琴演奏者们必须通过大量练习才能达到这种水平。”

19世纪晚期，关于贝多芬的民间故事已流传甚广。

在保罗·莱恩德克尔（PaulLeyendecker，1842—1891）笔下，身处波恩近郊的青年贝多芬正在作曲，背景是一列送葬队伍

除了密友和知己，有些贵族也成为贝多芬一生重要的支持者。宫廷参议官遗孀冯·勃罗宁夫人（Helene von Breuning）的住处，成为母亲故去后贝多芬的第二个家。贝多芬不仅给勃罗宁家的孩子教授音乐，同时也与冯·勃罗宁夫人的女儿埃莱奥诺雷（Eleonore von Breuning）结下了真挚的友谊，后来，埃莱奥诺雷嫁与贝多芬青年时期的好友弗朗茨·吉尔哈德·韦格勒（Franz Gerhard Wegeler）为妻。

这或许依旧要感激尼弗先生的帮助，1787年伊始，贝多芬征得选帝侯的许可，这位年轻的天才音乐家终于可以前往维也纳，在莫扎特身边进一步增进他的才能。

对于贝多芬的父亲约翰来说，莫扎特始终有强大的魔力：贝多芬必须到这位大师身边去完善技能。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787年的4月1日，贝多芬迎来了他的首次维也纳之行，据记载，贝多芬在慕尼黑稍作停留后再次启程，六日后，终于抵达了自己的目的地。

那次旅行的赞助者现在已不得而知——或许是大主教向兄弟约瑟夫二世引荐了贝多芬。虽然有些记载中曾提及这次会面，但它却远没有贝多芬与莫扎特的相见那么真实可靠。毫无疑问的是，1787年的春天，贝多芬在维也纳度过了极为短暂的一段时光。

或许，他曾在莫扎特面前演奏过。贝多芬得到一个音乐主题，并以此为基础完成即兴表演。听完后莫扎特大概会有这样的感慨：“注意这个年轻人吧，有朝一日他将引起世界的关注。”

但这一切只是我们的合理假设。因为那时莫扎特正致力于《唐璜》的创作，同时，另一位青年天才深得他的赏识：约翰·尼波默克·胡梅尔（Johann Nepomuk Hummel）2正客居莫扎特家中，并因钢琴技艺而名噪一时。

贝多芬的抱怨可能就是佐证：莫扎特“从未为他演奏过”。这也许意味着——同时也提醒我们必须保持谨慎——莫扎特从未坐在钢琴前，如教授课程般为贝多芬弹奏过。但也许在某个公开场合，贝多芬曾听过莫扎特的演奏。

卡尔·车尔尼曾记录下了贝多芬对莫扎特演奏的形容：如“劈砍剁切”一般，没有我们演奏中重视的连音奏法（legato）。那时贝多芬正因他连贯而流畅的演奏广受赞誉，在乐稿上也最热衷和注重乐句的划分及连音的标注（贝多芬常会将“legato”写作“ligato”）。

贝多芬与莫扎特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发展的？显然，历史中并没有“假如”。贝多芬在维也纳仅有两周的停留，因一则来自波恩的消息被迫中断：他的母亲病重。实际上，玛丽娅·玛格达莱娜·范·贝多芬（Maria Magdalena van Beethoven）那时已生命垂危，在儿子返家后不久就撒手人寰。关于这不幸之事，我们还得感激奥格斯堡的冯·沙登先生（Herr von Schaden），他收到了作曲家的信，并及时资助了贝多芬的回程路费。后来贝多芬回忆：“我还能再见到母亲，但她那时的身体状况已极为糟糕；她身患结核病，并最终在大约七周前、在经历了许多难以忍受的病痛折磨后离开了我们。她是如此慈爱的一位母亲，是我的挚友。”

在妻子离世的同一年，约翰·范·贝多芬又失去了一个小女儿，他从依赖酒精变成酗酒。1789年11月20日，约翰结束了在选帝侯宫廷的工作。

这个家庭从此深陷贫困，约翰关于公共救助的申请也无果而终。一位音乐同行弗朗茨·里斯（Franz Ries）伸出了援助之手，他的儿子费迪南德·里斯（Ferdinand Ries）是贝多芬维也纳时期的学生和好友，也是一位重要的见证者。

母亲去世后，贝多芬的人生陷入了充满忧郁、病魔缠身的时期，通往美好未来的路也似乎愈加渺茫。

1790年，波恩迎来了一位重要访客：约瑟夫·海顿，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最具声名的音乐家途经此地，同约翰·彼得·萨洛蒙（Johann Peter Salomon）一起踏上他的首次伦敦之行。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弗朗茨（Maximilian Franz）为这位大师准备了充满惊喜的晚宴，并让“最杰出的音乐家”出席作为迎接之礼。那时的贝多芬是否属于“最杰出的音乐家”之列呢？我们当然这样期盼，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当海顿从伦敦返程再次途经波恩时，贝多芬呈上了他的帝王康塔塔。虽然很难设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场作曲课程，但此后的许多年中，海顿将在这位年轻同行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贝多芬从波恩迁居维也纳已势在必行，最理想的情况是，可以在这座帝国之都留下来并进行深造。

贝多芬在波恩的工作也很受重视。从1789年起，他作为“室内乐乐师”在宫廷效力，1791年，由他作曲的《骑士芭蕾》（Ritterballett）迎来首演。但那次演出的乐单上却并没有贝多芬的名字，使得许多观众都以为这部作品的音乐是由芭蕾演出的举办者，即费迪南德·冯·伯爵（Graf Ferdinand von Waldstein）亲自创作的。

这位从维也纳来到波恩的华尔斯坦先生，是贝多芬重要的资助人，并推动了贝多芬的维也纳之行。很可能选帝侯也支持了那次学习之旅。正是以此为前提，身为宫廷乐师的贝多芬才被允许离开一段时间。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伟大的海顿回程途经波恩时，贝多芬得到了他的指导。

当时的人们无法预料，不久之后，波恩的选帝侯时代将告终结，那时已身在维也纳的贝多芬也无心多想，有朝一日重返故乡。当他1792年11月启程时并不会知道，在他行囊中的留言簿上，华尔斯坦伯爵之前写下的、在日后被广为引用的话语，字字句句如同预言：

亲爱的贝多芬：

现在您已启程前往维也纳，去完成心中长久以来的梦想。人们依旧在哀悼天才莫扎特的离世，他的学生还因他的逝去悲恸不已。对于莫扎特来说，博大的海顿是他的庇佑，而并非仅仅是老师；通过他，莫扎特会希望能再次同另一个人携手。经过不懈的勤奋努力，您将能通过海顿的手，接过莫扎特的灵魂。

1972年10月29日 波恩

您忠实的朋友华尔斯坦

预言般的文字：华尔斯坦伯爵传奇的留言簿内容

文章节选自《我的贝多芬：与大师相伴的生活》（ [奥] 鲁道夫•布赫宾德 著 三联书店2020-12）。